商业增长：互联网的寒冬需要撑的不只有2019

记忆里，过了年很快就是春了，冷是年前的冷。而最冷的日子里，火红的灯笼，对联，商家的大红装饰，借着年的由头铺得到处都是。眼里看着红色，身上也没那么冷了。过了年，开了春，很快便是冰河解冻，嫩芽萌发。

近些年不太行，总是年后飘雪。人在寒风里挨着，痛感冬季漫长。

记忆里，经济危机总是国外的事。冷是一阵的冷。而最冷的日子里，众志成城，多难兴邦，挑战与机遇并存，眼里看着鼓舞的文字，心里也没那么惶恐了。熬过那段，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很快便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今年不行。危机被稀释了，也被拉长了。裁员的消息如同暮钟般陆续响起，新年与它无关。华为停止社招，美团3分钟裁员，知乎裁员比例达20%，锤子垂死挣扎。这是年前。

每当消息出来时人们总会心里一凉，然后深吸一口气，扭过脸不去看它。我们嬉闹着，一头扎进春节档电影大战，“小破球”一飞冲天，翟天临不知知网等社会娱乐事件里，仿佛一切如常。

但寒冬没有停。

新年后正月十一，滴滴在月度全员会上表示做好过冬准备，整体裁员15%，涉及2000余人；

正月十三，京东集团于开年大会上宣布，2019年将末尾淘汰10%副总裁以上的高管；

正月十四，人人车被曝暴力裁员，经理以下全部辞退……

寒冬无视新年，无视嬉闹，无视你是否心凉。消息一则又一则锤下来，夜还长。

废名的诗后面还有一句，前面说漫天繁星，但后面就紧跟着“清晨醒来”皆是“冬夜梦中的事了”，大有盛世如梦的意境。

互联网行业亦是如此，试问哪夜没有星光闪耀呢？只是能连续撑过几个夜晚的星，怕是没有几颗。而全部历史才不过20年的中国互联网行业，遍地都是new money.

拐点

关于本次互联网寒冬，我有三句话要说。

第一，丢掉幻想，准备应对持久战；

第二，互联网红利期已过，或者说，过去，传统印象中的互联网红利期，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三，前途依然是光明的，但光明未必和你有关。

01寒冬持久

中国不是没见过大风浪。接入世界经济体后，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一次，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一次。这两次危机中，第一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以强劲手腕顺利度过，实行人民币坚决不贬值，对内则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二次则由于中国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还处于初级阶段、同时国内有着大量外汇储备，因此并没有受到太过严重的冲击。

在上述两次危机的过程中，无论是98年后中国大量的基础建设雨后春笋般出现，还是08年后推出的一揽子（4万亿）计划，就其本质来说，它就是社会消费不足，政府主导投资，变相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

用好了，叫罗斯福新政。用不好，就是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其本质都是凯恩斯主义。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凯恩斯主义就像是强心针，它能帮你扛过这段，但并不能帮你活下来。正确的使用方式是：出现问题，打一针撑住，赶紧去医院。其中“去医院”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以罗斯福新政为例，在新政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量的物资出口欧洲战场为美国注入了极强的经济活力，从而顺利渡过危机。在这个例子中，“欧洲战场的极大市场需求”，就是美国经济的“医院”。

所以说凯恩斯主义究竟是“毒品”还是“妙药”，其本质就取决于后续是否有新的经济活力。

97年，国内百废待兴，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还不到日本的一半。我们的总设计师曾经说过“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终于在改革开放后的第四十个年头，我们成了最高的两个巨人之一，而天又塌了。这次必须由我们亲自来顶。

2018年第四季，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6.4%，创2009年首季以来新低。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之所以发展迅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而2019，巨人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中国民众消费能力在下降。

2018年，消费增速和去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创8年来新低。

2018年，旅游人次增速首次跌入个位数，创下10年以来的新低。

2018年，看电影的总人次同比下降10.7%，平均上座率相比去年下降12.8个百分点。

外贸的情况也很不好。

2019年2月14日，海关总署14日公布的去年12月份进出口数据显示，按美元计，12月进口按年减少7.6%，远逊预期的正增长4.5%，而前值为增长3%；出口按年减少4.4%，也比预期的正增长2%、前值增长5.4%为差。12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创2016年12月以来最大降幅，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创2016年7月以来最大降幅。

另外，外贸、外资等投资减少，曾经签署的这么多合同契约不能履约，一大批企业的资金链将会中断，从而金融体系就会不稳。

在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外贸”，“投资”，现如今纷纷遇到困难。

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于去年3月份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至今仍处于谈判协商阶段，前景依然不甚明朗。但对于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而言，贸易战是外部压力，是火星子，真正的炸药桶则是债务问题。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与居民的个人债务。

要知道，家庭消费是推动中国结构性增长的要因，而由于17~18年的去库存政策，房价的暴涨终于从一线城市波及至全国，使得大多数原本观望的居民终于下定决心绑上了这辆列车。现如今中国消费者债务水平迅速上升，这可能让大家更不愿意花钱。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预计到2019年底，中国的债务占GDP比率可能达到275%，高于2018年的261%。

地方债问题也同样严重。1994年国税、地税分离的分税制，对于2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分税制让地方政府有了经济动力（压力）去广开财路，于是土地财政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于是政府融资平台出现了，地方政府债务越来越膨胀。

中共财政部7月18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8万亿元，这看上去并不多，但地方政府除了发行财政部许可额度内的政府债券之外，通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各类平台融资的其它部分，则被视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清华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白重恩团队的调研结果为，截至2017年6月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约为47万亿元。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的真实债务，如果按照白重恩团队的研究来估算，应该约为63.8万亿元。再加上中共中央政府的债务（2018年一季度末13.4万亿），中共政府的负债率（债务/GDP），就不是明面上的37%，而至少是94%（基于白重恩研究），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60%的警戒线。

在之前，债务即杠杆，短期内通过加大杠杆换取更大规模，更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过高的杠杆必然会带来不稳定性，在整个经济周期良好运转时可以飞速向前，但在外部合作伙伴出现变故时（中美贸易摩擦），就难免引发极大的危机。

我们当然有采取措施，发改委在2019年第1周便先后批准“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19～2025年）”以及“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2019～2024年）”，2项规模涉及3786亿元的投资，加上此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上海、重庆、杭州和济南等多个轨道交通规划，我们在1个月内，已批准高达9300亿的基建投资。

这便是前文所提到的凯恩斯主义。

但与1997年相比，我们的基建措施是否还有那样巨大的改进空间？这些措施是否会变成“挖洞-填洞”的无效工作？这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平。

此外，央行在一个月内两次降准，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荒”已经扭转为“资产荒”，而永续债新规的发布，则让地方债又一次变成了抢手项目。

这些都是维持稳健的有效手段。

张瑞敏曾说，“创业就是从悬崖上跳下去，在落地之前组装一台飞机。然后驾驶着这架飞机向新的方向飞去。”

这个比喻其实也很像经济发展的过程。危机出现便是从楼上跳下去，什么都不做，一定会摔死。而凯恩斯主义则是不断地把下降距离增大，可以让你在空中呆的时间久一点，但同样的，如果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那不仅会摔死，还会摔得更重，更稀烂。唯有造飞机，快速地造飞机，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正途。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危机不是任何别的经济危机，乃是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老牌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关于经济发展的规律认识不同而产生的摩擦，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原罪，是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现如今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这一矛盾的爆发，同时由于大多数人都沉浸于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红利，进而忽视了这一问题，但矛盾是始终存在的。科技进步稍一放慢脚步，这一问题就会立马浮出水面。

关于谈判的焦点和分歧也早已不是秘密，在美国的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关于“技术转让”，“关税壁垒”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可商榷的，但有一点“扭曲市场的力量，包括补贴和国有企业”这一议题与目前国内的改革方向有着根本性的背离。

在之前，我国通过诸多外交手段已然争取了许多回旋的空间，但现如今美国已清楚认识到“担保监督”的重要性，对议题“落实”的要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通过外交手段换取回旋空间的可能性并不大。

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已经凭借其自身超高速的发展证明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和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性，另外出于各国内政独立的原则，美国显然无权对我国提出类似的要求。

两个小孩在赛跑，小明跑不动了爸爸会出来给小明送点补剂或水，但小刚爸爸的教育理念是就得全靠小孩自己去跑，结果快被追上时，小刚爸爸跑过来拦着小明爸爸，不让进场。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也许在美国人看来，这并不是赛跑，而是两个小孩在外面打架。小明打不过了回去叫爸爸，小明爸爸出来把小刚打了一顿。

赛跑是合作博弈，而打架则是零和博弈。

美国是一个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全球都是一等的，这决定了中美贸易战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

然而，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必然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对立、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这就决定了美国贸易战的必然失败。

同时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损害并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同情。

最关键的是，模式之争，道路之争又一次被摆上了桌面。在正面的世界经济战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通过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性，或者说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性。

中国历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也清楚提到了“互不干涉内政”这一点，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小明在近些年的赛跑中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小明第一没有侵略他人，第二不强迫他人向自己学习，第三不阻止他人向自己学习。

可另一方面，快要被超过的小刚不去反思自身的训练方法，竟然反过来要去指责小明的跑法不对，强迫要求小明向自己学习，这真的是匪夷所思。

但是对任何政体来说，路线的调整进步需要深刻反思，而国际博弈中，综合国力和话语权又呈现着正比。从这个角度来说，恢复往日的友好互通，路阻且长。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美贸易关系日益紧密，现如今，停滞便是极大的退步，更别说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

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尽早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去覆盖这一危机，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广大人民共同做好心理准备，共克时艰。

贸易战的最终，胜利一定是中国的。但中国不能速胜，此次危机将会是持久战。

02互联网红利褪去

产业角度来看，互联网行业内部也正处于关键拐点。

人们很难记得，转变具体发生在哪天。也许是不断上涨的房租，也许是加班时间一再延长，又也许是车次越来越少的专线公交。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很多人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已经不可逆转的改变了。

大裁员出现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公司快不行了的前兆，而另一种则是公司将要调转车头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此次的互联网寒冬，一多半属于后者。

前期资本的催熟，后期市场变化，商业逻辑的试错，现如今商业环境瞬息万变，而公司处于其中若想活下来，必须不断地根据其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的业务逻辑，资源配重。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同人才的需求是全然不同的。现如今仍有许多人在抱有着陈旧的思想，以为按部就班的工作就可以万事大吉。但事实上，随着企业的发展必然会有许多岗位变得不合理，或者数量要减少，又或者将被彻底取缔。而另一方面，新的岗位需求又会出现。

这时摆在普通员工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转岗，或者被裁。

讨论红利期是否已经过去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红利是怎么来的？

三种途径：信息差，价值兑换/转移，创造新的新增价值。

在中国，既得利益者不是好词，但第三种途径的既得利益者是腰板挺得直的。互联网红利的既得利益者便属于该群体。

但腰板挺得直要有挺直的代价：先进生产力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时先进容易，一辈子先进那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优胜劣汰，不断地优胜劣汰，这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命。

现如今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可以粗略分为两种，一种是运营驱动的平台型互联网公司，一种是技术驱动的产品型互联网公司。

第一种公司的核心业务需要以销售、地推、物流配送、客服和平台基层运营为主：比如阿里巴巴，京东，滴滴打车等。

第二种公司的核心业务则需要以产品开发，智能设备研发，互联网基础设施搭建为主：腾讯、网易、小米等。

二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均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在进化。它们分别沿着不同的路线出发，然后同时来到了拐点面前。

对运营型公司而言，其技能点在了“大数据”上，以销售地推为例，在过去，这些公司需要建立无数个子销售团队，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城市去对接商户，推广自己的平台。

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定向化的精准推送必将大幅提高其推广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则意味着对人员需求的下降。

再来看产品型公司，在早期的互联网时代，只要产品做到极致，只要服务能保证渠道顺畅，只要口碑能出去了，就可以快速实现闭环、快速实现红利的爆发。但现如今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一方面，由于互联网行业的充分发展，使得各大需求已经被饱和满足，并且有足够多的人在进行着优化升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则随着互联网的“下沉普及”，使得原先的空白市场迅速被填满，失去了人口红利。

03光明的未来未必有你

行业升级在即，唯有技术方能破局。但老实说，5G普及起码还得一年，大数据和区块链的技术都知道是好东西，但目前唯一能应用于商业并且能闭环的模式，就只有个币圈。至于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光明的未来仿佛近在咫尺，但在冬天最后的夜里却显得那样遥不可及。

行业进入了深耕期，每家公司都在拼内力，看谁能熬得住，看谁能把现有盘子里的蛋糕，尽可能多地抢到自己碟里。

有人会觉得，熬过冬天就好了。

没错，我认为冬天一定可以熬过的，并且熬过冬天确实就好了。但好的是行业，不一定与你有关。

在熬过冬天之后，与从业人员紧密相关的第一个重大调整，一定是“人才进一步高精尖，人员需求进一步减少”。

举个粗略的例子，现如今的互联网行业大约是100个七十分人才，在20个九十分人才的带领下奋战着。而在熬过冬夜的未来，互联网行业将变为20个九十分人才，在5个一百分人才的带领下，把之前那些人的工作都做了，并且会做得更好。

在这个行业里，技术飞速迭代，经验累加失灵，资历毫无意义。

不信，你去问问当年那个学flash的老哥，他现在在做什么？

诚然，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互联网行业终将成为新一代基础设施，充分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快，人员需求量大，由于人才市场的供不应求，从业者们可以拿到一个较高的薪水。

但互联网行业的对技术更新要求之频繁之多变，对人才技能的迭代要求之快，也非其它行业可比。

读书时有这样一个段子流传在我们中间，说一个学长断言移动互联网一定会爆发，花了一年的时间苦修Symbian C++（塞班系统），毕业证都没拿到。后来主推这一系统的诺基亚跪了，这位学长沦为笑柄。

可多年后回头想起这个故事，一方面要感慨学长的眼光和魄力确实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感慨互联网行业之多变。

15年左右H5标准规范制定完成，全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有着界面升级优化的需求。走到哪只要碰见HR，张嘴第一句就是打听你身边有没有做前端的，紧接着不由分说就给你塞名片，薪水不是问题，翻着倍向上涨，介绍成功还有提成费。

第二年，前端工程师饱和度全行业第一，大量培训机构出来的新人找不到工作。

互联网行业“好就业，高薪水”的标签吸引了一大批普通家庭的学子。培训机构没有门槛，嗅觉敏锐，相比学院派中对基础知识的强调（同时与实际行业需求滞后脱节），培训机构针对当前行业中最短缺的职位做定点培训，从一定程度上为行业起到了良好的人才输血功能。

但另一方面，培训机构只送你这一程。上了车之后它便拿钱收工，至于你能不能被甩下来，什么时候被甩下来，则是你个人的事。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大量的功能型人才涌现了出来。能干活，但干不懂。他们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地写着“增删改查”，在业内被戏称为“搬砖”。

基础建设的搭建需要“搬砖”，但现如今，几乎每一处需要“管理系统”的组织都已经接入了。其次，就算有新需求出现，“轮子”的完善也让这一环节的效率变得越来越高，底层程序员的需求在日趋减少。

而架构师，算法工程师们，则需要时刻警惕着。一方面你要不断保持学习，确保自己时刻可以适应企业发展所提出的新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你也要承担内心的惶恐，因为你知道，自己学的可能就是下一个塞班，届时，无法跟上调转方向的你，终将一无所有。

这个行业里，说实话我没有见过家境优越的孩子。相对过高的准入门槛，极大的工作压力以及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如果不是出于爱好，一般的富家子弟确实没必要吃这个苦。

与此同时，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35岁即裁员的风险，学习能力的衰退，转岗的不明朗…..这些事，在深夜空无一人的地铁上，也偶尔会从心底浮出来。

是，我承认人生没有容易的，但踏入这个行业里，就意味着你背上了“持续先进”的宿命，这就是高薪水背后必然要付出的高代价。他们不是“运气好，选对行”那么简单。

而新的生产力终将碾过，企业发展不会回头。

穆旦回望过去时曾写下诗说，“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普通的生活。”

而这些被绑上战车的互联网从业者们，我不知道他们的全部努力，能否完成那普通的生活。

文：贾琦92@互联网圈内事(quanne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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