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从昆明出来，往南朝玉溪方向驶去。
平路接山路，四个多小时后驶入新平县嘎洒镇，迎面而来的是一片2000多亩层层叠叠的果园。抬头是连绵的哀牢山，脚下是一泓清池，一块平地上盖了几栋办公和接待用的小楼，这就是褚橙庄园的所在地了。
1月17日，天高气爽，阳光温暖。借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机会，我拜访了90岁的褚时健。股份公司是未来资本运作的主体，他任董事长，总经理是他儿子褚一斌。薪火相传，褚时健说，会扶上一两年。
我问褚老：“您对现在年轻的做企业的人有何建议？”
他说：“现在国家给年轻人的条件很好，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创业。中国十几亿人，很多人还很困难，创业就是每个人都要把个人的条件发挥好。创业有困难，但哪个社会没有困难？80、90年代我们创业也经历过困难。要有耐性，想一锄头挖个金娃娃吗？不可能！”
在股份公司成立仪式的致辞中，褚时健说：“天道酬勤，不勤快的人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有好结果。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有顺境逆境，情况不好的时候不要泄气，情况好的时候不要骄傲，做人才能长久。”
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褚时健，30多年前，他是中国企业家的巅峰人物。从1979年担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开始，他用十几年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年创利税200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把“红塔山”打造成中国第一品牌，当时有小学生考试答题，在“中国五大名山”中填上了——“红塔山”。
1988年，马明哲、任正非创业那一年，褚时健已经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5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也是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获得者（1990）和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1994）。以玉溪卷烟厂为核心的红塔集团有句口号，“天下有云烟，天外还有天”，当时褚时健在企业界的地位类似今天的马云。
1996年底褚时健被隔离审查，1999年1月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当时引发了很多争议。2002年，褚时健因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和比他小5岁的妻子马静芬一起开始承包荒山，种冰糖橙。数年后，褚橙以高质量的形象在市场站稳了脚。
2004年褚时健获得假释，后来减刑两次，最终减为12年，2011年释放。一年后，“人生总有起伏，精神终可传承”的褚橙广告语风行一时。
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形容褚时健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我会选择——“魄力”。
褚时健1979年当厂长，1982年就被玉溪地委以投机倒把的定性，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他违反国家的烟草专卖规定，用成品香烟和广东商人进行商品串换，引进设备，换取化肥和丝束、烟纸、包装纸等等辅料，甚至还换过广东的家电和四川的火腿改善员工生活。进口烟草辅料是国家计划调拨的，供应量不够，不到生产所需的一半，所以他把一部分计划外卷烟指标拿出去串换辅料。
褚时健的老同事说：“专卖计划的天花板一下子就碰到了，要是一直缩在里面不敢干，企业发展不起来，要干就犯法，褚时健胆子大。”
褚时健曾说：“我着急，人急智生，就干了。”
刚到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就发现生产设备早已过时。先进卷烟厂的卷烟机每分钟可以卷制和接嘴7000支，他们是几百支；先进包装机每分钟可生产400包香烟，他们是几十包。他决定，更新设备，提高效率。
刚好云南省轻工业厅有两台英国制造的MK9-5烟支卷接机的引进名额。褚时健四处找贷款，他对弟弟褚时佐说：“要是贷款还不了，我被抓了，嫂子和侄儿侄女就交给你了。”
一位曾在云南省经委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改革开放之初，轻工项目投资3000万元以上、重工投资项目5000万元以上、外汇投资使用额度500万美元以上，省里都没有决定权，要报北京。批设备的指标也捏的死死的，地方要上一些大项目，只能拆散成一堆小项目批。”褚时健一心要做大，敢于冒险，所以成了突破旧的管理框框的急先锋。他是幸运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普朝柱、省长和志强默许了他的突破。那是地方干部愿意为干事业的企业家担责任的时代。普朝柱曾在新平县工作过很长时间，褚时健“文革”时在新平县农场和几个工厂干过，普朝柱对他很了解。
MK9-5安装好了，大家抱着莫大希望，孰料日产量只有设计产量的50%。技术人员一头雾水，当初反对引进的人看起笑话。
英国专家说，机器没问题，你们的烟叶有问题。
褚时健不说话，研究机器，观察出故障的地方，一周后对英国人说，我们的原料确实有问题，该怎么办？
英国人说，简单办法是放弃电子质量监控系统，改为人工管理卷烟质量。这样的后果是，在电子质量系统中不达标的卷烟可能被通过，但质量肯定比老机器生产的好很多。还有个复杂的办法，就是烟丝、滤棒和盘纸等统统进口，用高质量材料加高质量设备生产高质量烟丝。
褚时健的选择是，不放弃机器质监系统，进口一些辅料，而烟丝这一最重要的东西自己来做，他要建立自己的烟叶供应系统。这时，他又一次挑战了传统体制。
当时中国的烟叶实行严格的计划种植，由国家计划部门将指标下达到烟叶种植的省、区、市，未经计划部门批准，任何地区和个人不得随意种植烟叶或扩大烟叶种植面积。烟叶收购也是计划收购，具有烟叶收购权力的烟草公司和烟厂按国家下达的收购计划，与烟农签订收购合同，在烟叶交售期按国家价格政策和烟叶分级标准，分等级收购。未经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烟叶。烟叶调拨也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烟叶产地的原料通过调拨计划进行调配，各省、区、市之间的调拨计划由国务院计划部门下达，省内的烟叶调拨由省级计划部门下达。非经计划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变更烟叶调拨计划。
褚时健想直接进入烟叶种植环节，必然触犯既有利益格局，被看作是“把烟厂的桶伸进烟草公司的井来舀水”。但他不为所动，绕过烟草公司直接去找附近的通海县委和县科委，建了第一块“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具体做法是，玉溪卷烟厂提供资金、化肥，帮农民修建水库和水管，彻底改造烟田，但所有烟叶都必须卖给玉溪卷烟厂。这就是著名的“把第一车间建在农田上”。
为了突破“统配（烟草）包销（卷烟）”体制，1982年褚时健向云南省烟草公司提出把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分公司、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三合一”！这是破天荒的改革想法，1986年10月被省长办公会议批准，褚厂长又兼了烟草分公司经理和专卖局长。
1987年，在“三合一”的新体制下，玉溪卷烟厂投资在玉溪地区八县一市90个村建成了174项抽水和引水工程，改善了75878亩旱地的水利条件，种植烤烟46373亩。
褚时健不仅有企业家的魄力，还有匠人的细心。
1985年，他去美国考察。云南的气候、日照、土质和弗吉尼亚差不多，引进的大金元烟种也来自弗吉尼亚，但质量差很多。美国靠期货市场调控烟叶产量和质量，烟农必须种出优质烟叶才能卖上好价格，管理非常现代化。而云南烟农种的是产量不高、质量不齐的晾晒烟，选种、栽培、施肥、中耕管理、烘烤的做法都很传统，重产量不重质量，烟农也不愿意投入很多资金。
褚时健把美国烟草专家、美籍华人左天觉请到通海来考察。左天觉看后说，你们辜负了老天爷给的条件。他一一列举问题之所在：按照美国每公顷烟田化肥使用量的标准，中国每亩烟田要用100公斤以上化肥，而玉溪烟农每亩只用40公斤；玉溪烟农为提高产量多用氮肥，但氮肥不能保证质量，好烟叶要多种化肥搭配；美国烟农是按规范种植的书籍操作，玉溪烟农则按传统经验，种植太晚，烟叶生长期不够，发育不良，采摘时间却很早，烟叶还没有从成熟到优质，就被采摘下来。
左天觉说，优质烟叶的评判指标一是含糖量，二是含碱量（尼古丁含量），比例要恰当，烟叶采摘过早，糖量过高，卷烟厂再下功夫也产不出好烟。
凡事都有规律，规律就是科学。褚时健吸取了左天觉的意见，他在5个乡、14个社的1342户烟农做实验，技术团队有云南省烟草科研所专家、玉溪和通海烟草公司的科技人员。1985年秋，实验结果出来，中等烟比例49.25%，上等烟比例42.12%，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褚时健做任何事，都要先摸清规律，彻底弄懂，绝不当外行。
年轻时酿酒，他琢磨出关键是一个“搅”字，必须两个小时搅一回，浇浇水然后搅拌均匀。不搅，可能这边蒸熟了，那边还不熟。搅拌浇水后，再放上大木柴烧。除了搅拌，发酵也很重要，关键是温度，褚时健把火烧好后，会把炉条下面的炭铲出来，用小锅放在发酵室，这样温度就可以一直保持在37、38度。
“文革”期间，褚时健被安排到嘎洒糖厂，做红糖。他先研究燃料消耗报表，发现生产1吨糖消耗5.4吨煤，太多了，就把土灶大锅改造成锅炉，用蒸汽管道制糖，降低能耗；将甘蔗榨油晾晒之后再做燃料，循环利用；之后又改烧块煤，燃料消耗降到1.8吨。褚时健还不满意，又把二次剩余的甘蔗渣晒干，做第二年的燃料。最终燃料消耗降到0.8吨。他天天泡在生产车间研究工艺，过去用3个滚筒压糖，他改用12个滚筒，让甘蔗中的糖分被充分提取。别的糖厂100斤甘蔗出9斤糖，他能出11.5斤。
2002年褚时健开始种橙。前一年，弟弟到监狱看他，带了一些自己种的冰糖橙，触发了褚时健种橙的想法。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褚时健把玉溪书店关于种植果树的书全买了，一边看一边实践，从探寻水源、丈量土地、育苗剪枝，每个环节都亲自学，亲自干。
比如灌溉，他借钱投资了138万元修引水管道，将南恩瀑布水引到果园，投资64万元建了6个蓄水池，投资60.9万元安装灌溉用的输水管道，投资72万元装微喷灌设施，铺设微喷管道；比如剪枝，他和几个作业长每人负责10至20棵树，用不同的方法剪枝，比较哪一种方法最好；比如肥料，他去市场挑选鸡粪作肥料原料，别的农户拎着鸡场装好的粪袋就走了，他把鸡粪倒出来，放在手掌上捏一捏，看看水分多少，有没有掺入木糠，如果有就讨价还价。他的果树肥料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末、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每吨成本200多元，却比市场上每吨1000元的化肥效果还好。
褚时健认为，农产品要像工业产品一样，标准化操作，果实要一致，一吃就能辨别出来。他规定，每棵果树只留240朵花，每亩地种80棵果树，株距2米、行距3米，每年一般要除4至6次夏梢。他要求通过剪枝、控梢、砍树，保证每颗树照到相同的阳光；通过滴灌技术，解决橙子大小不一的问题，因为靠近水源的果树往往长得更粗壮；他建立了几百条种植作业管理条目，比如“2月份溃疡病检查，四年生树及挂果树按15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一、二、三年生树按3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他解释：“一、二、三年生树和四年生树，激素存在差别。小树叶片少些，大树叶片多些。当有了溃疡病以后，我们对小树和大树的要求就有一些区别。如果要求太高了，农民努力也做不到，那这样的要求没有意义，罚款反而会滋生抵触情绪，但是，我们又要尽量控制疾病。所以根据实际情况一改再改，才这样制定下来。”
无论什么，褚时健都能钻进去，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摸出办法，熟能生巧。他是有魄力的企业家，又是一位把工匠精神和科学管理结合在一起的大师。
褚时健的命运像山一样坎坷，像水一样柔韧。
他祖籍河南，祖辈在清咸丰年间到云南戍边，几经周折，迁徙到玉溪境内华宁县南盘江边的一个小村子。按辈分，他是“时”字辈，因两个哥哥不幸夭折，父母为他取名时加了健康的“健”字。
从小，褚时健就不安分，喜欢下河抓鱼，上山打猎。为学游泳差点被淹死，但他不放弃，后来能潜到水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抓鱼，出水入水，身上晒脱了皮。他十三四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独自一人带着他们几个兄妹，备尝艰辛。
1949年，读高一的褚时健和两个堂哥参加了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一次战斗中，两个堂哥死在敌人枪口下，褚时健费了两个多小时将他们的遗体带了回来。后来他当上了连指导员。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在政府机关顺风顺水，1955年当上了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58年褚时健被错划为“右派”，次年到元江县红光农场改造。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到种植园、畜牧场，先后负责过糖、酒、纸等工厂，直到1979年调任玉溪卷烟厂。
我拜访褚时健的时候才知道，他种橙子的根本原因是两个。
一个是经济压力。褚时健从监狱出来后，要考虑生计问题，用马静芬的话，“我们还有子孙，怎么过日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必须通过做事才能让自己的心充实。他的女儿1995年关在监狱时自杀，这成为一个父亲永远的伤痛。褚时健的一位老友告诉我：“老褚说过，要是不种橙子，人可能就没了。”
一个七十四五岁的老人，一场艰辛而无畏的劳动，是为了坚强地活着，不陷在无法挽回的伤痛里。我被深深震撼了。
种橙子是个漫长的过程，小苗入地要几年才挂果。当年挂果不可能当年有收益，挂果后能不能进入市场被接受也是问题。褚时健开始种时对朋友说：“算一下，等挂果的时候我都80岁了，闲着也是闲着，就当自己给自己找点乐趣吧，别的我也不会搞，我就喜欢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然后把它做好。现在我的成就肯定不如做烟的时候大，但我的成就感一点不比做烟的时候小，甚至更大。”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那些外在的声誉，远不如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不屈不挠有滋有味永远停不下来的劳动，更能让一个人的内心感到满足。从满山黄土到满目绿色，褚时健的心灵小宇宙，爆发出了怎样的改天换地的强大动力！
“没有劳动的人生是罪恶，而没有艺术的劳动是野蛮。”（约翰•拉斯丁）
褚时健，这部至今仍在书写的大书启示人们，人生的过程就是劳动的过程，创造的过程。劳动最光荣，创造精品的劳动最快乐，无论其中有过多少苦难，多少曲折。
文：秦朔@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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