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塘雪山到黔东南鼓楼，杜冬的文旅漫游

还记得2020年冬天，那个“甜野”男孩丁真治愈了无数人的笑容吗？丁真的意外走红，也让原理塘文旅总经理杜冬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事实上在丁真走红之前，杜冬带着团队已经为理塘旅游发展做了很多工作，这也为理塘后期更好地承接流量提供了保障。一切看似没有计划，但好像又恰逢其时、水到渠成。

2021年底，理塘三年任期到期后，杜冬又去了成都和贵州黔东南。从西藏，到理塘，再到黔东南，杜冬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探索一个又一个远方。

对于杜冬，丁真总是一个难以绕过去的话题。杜冬表示，对于很多的传统文旅人来说，流量往往会有一种神秘感。“丁真的爆火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观察流量怎么回事。”

“我做事风格有些特点，每次在工作里面碰到一个新的问题，都会一头扎进去，专注做这件事。如今再回头去看流量这件事，不再是神秘的，反而会更理性的做出判断。这也为后来去到其他藏地、成都和贵州开展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便利性。”

对于目的地如何看待“流量”，杜冬认为，一定要考虑清楚是什么样的流量，根据精准流量去判定怎么做，比如如何去打造城市的调性，如何让流量与有当地有更多的链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按照固定的模式炒红起来，要是可以的话代价也非常高。 

就如最早的不解之缘开始，理塘对于杜冬来说，始终有着特别的意义。即使离开了，他对于理塘的关注也从未停止过，每每提起理塘，杜冬言语间无不饱含着热爱，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屋一墙，好像每一片瓦片都是他所熟悉的。

他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在理塘待了3年，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但3年的时间对于当地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短的瞬间，你所做的一切，就像一层浮沙一样会被带走，你可能在关键的时候，作为一个边锋，推动了一把这个事情。”

“推了一把”可以具体到很多人、事，还有地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真正推动了理塘旅游发展，以及很多当地人从中受益的微博物馆，在杜冬书里对微博物馆的描述是：“一个完整的藏地微型博物馆，立足藏地，根植于理塘当地的历史和民俗中，它的敏感叶片会伸展到城市生活的细缝中，灵动活泼又生机勃勃。”

经过旅游升级的理塘千户藏寨中，微博物馆嫁接了不同藏区文化，比如仓央嘉措、康巴人的生活，再比如黑陶和纺织等非遗内容，再通过打造书房、广场、演出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业，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塘旅游产业链。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大姐同时打了四份工。她既是保洁，也是景区的非遗操作员、客串讲解员，自己还开了家民宿。每天的流程是，早起把景区先扫一遍，中午回家为民宿客人做饭，下午到景区广场上做非遗演示给游客看，如果有讲解需求马上挂“小蜜蜂”给客人当讲解。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2023年，理塘的游客量仍然非常可观，不仅当地创业者挣到旅游的钱了，有些旅投公司的员工也从旅游中获益了。很多理塘旅投的员工和景区的乡亲一样，自己也投资建设了景区的业态，如今随着旅游发展，理塘千户藏寨的房价也发生了大幅的增长。

谈及原因，杜冬认为这与最初的定位不无关系。藏区旅行的一大特点是，除了色达、亚丁之外，大部分藏区县城的游客是单间夜或者途经的客人，不会停留太久的时间，反而是当地年轻人消费需求释放比较集中。

藏区年轻人更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与生活。

他们又对于各种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很高，对消费品质有着更高的追求，于是满足本地人和外地人需求的景区业态以及微型博物馆群出现了，这种轻量化、点穴式的旅游提升，让理塘有了许多外地人和本地人比肩而坐的现磨咖啡店、藏式餐厅等。

杜冬说：“我自己非常欣慰的是，这种‘古镇+微博物馆群’的建设机理模式依然是可持续的。”

在理塘的时候，杜冬还干了一件他认为很得意的事情，理塘的房子都有很高的围墙，铺满了碎玻璃，最早的时候是用来防盗的。但要发展旅游的话，围墙高度必须要降低下来，将现实世界的墙和心理的墙都要拆掉，这才是一个开门迎客的姿态。现在，围墙变成了座位，来来往往的人可以歇歇脚、聊聊天。

他也提到了丁真走红后对于理塘的改变。“丁真使这种可能性能够发生。我见过本地人对丁真的感谢。因为他带来了机会，而机会对于当地来说，某种意义上是稀缺的。你不知道有什么人可能因为这个事件改变了命运。他的孩子以后不一定要考公务员，也可以做导游了，甚至创业等等。”

关于为何没有继续留在理塘，杜冬简洁明了地回答：“我贪玩。我最开始做文旅是一个偶然。我以前是一个翻译、作者，直到现在还会写一些东西，白天做文旅项目，晚上会从作者角度去批判和分析当下所做的事情，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平衡。”

杜冬说，已经看了近10年的高原，有了一定的了解后，觉得差不多了，高原虽然大，但并不是整个世界，还是想去看一些不懂的东西，想看更多不同面的世界是怎样运转的。

“村BA”爆火，勾起了杜冬的回忆。很多年以前，他在《中国国家地理》的《地道风物.黔东南卷》中里看到了袁銮老师笔下的小黄侗族大歌和肇兴侗寨，并深深地植入在大脑里。唱歌对当地人来说不是一种浪漫的形式，而是当地社会基本构建的一种方式。这是他没有见过的一种生活。

这就有了后续的故事和偶遇。

因为惦记着传说中那个以歌曲为结构，生长稻米的“社会”，杜冬除了在高原继续做文旅之外，还去了黔东南苗族侗族所生活的山地。

他的最初观察是：“村庄是黔东南的瑰宝，这是一个由小板凳和圆桌构成的山地‘社会’，人们关注于自我的生活状态，村庄生活更完整也活跃，比如不同村寨的老乡比赛吹芦笙，即便下着大雨，也能吹一整夜，非常尽兴，比如全寨都热情高涨地为村里的斗牛鼓劲，希望能赢，这在当今社会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稀有，非常治愈的事情。”

在他看来，黔东南的村寨精神是很具体的，例如在“村超”的开幕式上，全村参与，非常有仪式感，进场如同阅兵式一样。这种为村而战，纯粹欢乐的精神是他之前相对比较陌生的。

这种荣誉感甚至延伸到了无偿服务的领域。在现场，交警会给游客带路，告诉游客在哪停车，并且停车免费。对于散场之后在现场久久不会离去的拍摄者，即使过了12点，清洁工也不赶人走，即便自己很疲惫了，还是会和游客说：“拍好的话跟讲一声，我们来扫地，你们慢慢拍。”

通常来讲，一些成熟目的地做文旅都有着非常缜密的顶层规划，比如要打造什么样的产品，提供怎样的服务，以及输出什么样的精神价值等等，都是按照市场的预期和充沛的预算，做市场化的预设，由专业团队执行。

但黔东南完全是不同的，在一个村寨“社会”，东部发达地区文旅项目的成熟体系很难施展，只能依托本地资源来谋划，利用本地村寨来执行。但是基建带来了新的机会，交通便利性也为黔东南发展旅游提供了关键支撑。黔东南作为黔桂湘三省的交通要塞，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等交通网络畅达，2小时可达长沙、重庆、昆明，4小时可达广州、南宁、成都等城市。

在杜冬看来，贵州的“村超”和“村BA”正是这样一些特殊的产品，是伟大的开拓者。“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非常完整和活跃的村社生活无疑是做旅游先天条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原汁原味的村社生活提炼出来，使之能够重现，通过流量和服务的两端改造，打造成旅游产品。”杜冬说。

基于黔东南的特色村社生活，快手主办，杜冬操盘，在黔东南打造了一场“村歌嘹亮-乡村超级碗”活动，每场直播邀请十个村庄的歌队，来直播舞台竞技。三场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近1.2亿，作品总流量已经破了百亿大关。

今年一开春，杜冬带领团队在肇兴侗寨再次开启了村歌嘹亮赛事，百余支歌队报名，每次安排10个村歌队进行“唱歌+美食PK+摆摊”活动，既是本地人自己的娱乐活动，也是让游客了解黔东南的一种形式。

村民们在舞台上的小懵懂、自信和热情，每每让游客们爆发出巨大的欢乐。“政府和我们所想的是将肇兴全寨五个唱侗歌的鼓楼打造成一个民族音乐寨子，让本地人和游客密切互动，游客自发在社交媒体传播，反哺当地。”

杜冬甚至构想了更多内容，比如制定基本规划和公约，如何进行本地青年培训等……“我们更像一个两向的接头一样，协助政府来做向游客以及本地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同时与商业、平台、游客对接，逐渐使其实现自我供养。”

所有偶遇都好似宿命相逢。杜冬在这里遇到了最初为黔东南心折的那几篇文章的作者袁銮。“很奇妙的一种链接，袁銮老师现在也在黔东南做民宿，他写的肇兴和小黄是2010年，我觉得，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也写一个肇兴侗寨和小黄侗寨，这样的话能体现出来不同时代的人的观察，还有人们心境的变化。”

当问及杜冬：“真正到了肇兴侗寨后，符合你的想象吗？” 杜冬答,“丰富了我的想象。”

从西藏，到理塘，再到黔东南，看似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却总有着某些共性的吸引力，而这些都是杜冬执着于文旅的重要基因。杜冬对于自己的定位是文旅策划人，且主要是西南民族地区的文旅策划人，关注点围绕藏地、黔东南、云南等民族地区而展开。

是什么理由让他特别坚定要做民族文旅这件事情？杜冬说：“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没有理由，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我们无法解释被什么触动了，那一定是情感的原因。它并不是一个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的选择，也不是必选项。人有时候在早上吃什么的问题上会纠结很久，但在大事上反而不纠结，更随心一些。”

他形容，文旅就像在谈一场恋爱，需要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和经历。前期需要使用社会学的手段，进行田野调查；再根据调查结果去做顶层规划，到匹配相应的产品与业态，是一个漫长且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精力的事情，更何况民族地区巨大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差异，无法形成一套统一、标准化的模式。

对于杜冬而言，乐趣同样在于此。“我每一次的出发点都是因兴趣而起，没兴趣就没法做。可能要我在上海做几十亿的文旅项目，我现在还真得想想怎么做，反而偏远而美的东西是我所喜爱和擅长的。”

从他的出发点来看，在中西部地区做文旅，最重要的事不是将所有的力气都用于出圈，而是认清消费圈层，然后不断地去挖掘价值，让一个成长中的团队从策划到经营做下去，同时要给到当地人参与的机会，要让项目和本地人、管理者一起成长。

杜冬认为，如今旅游已经变得无所不在，景区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旅游的概念早已突破了这个层面，到不同城市的茶馆里喝个茶是旅游，去其他城市寻个美食是旅游，旅游和生活方式绑紧。旅游不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一定要有周密计划，它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形式，一种必需品。

在黔东南，除了工作以外，杜冬和团队还租了四块田地，种起了香禾糯和稻米，并参与了插秧、收割等整个过程中。他们在藏区的团队也种了一块青稞田。

“当你把脚插到田里面的时候，啥也不用想，只能很专注的干这个活。我后来问了一下团队同事，什么是他们过去一年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大家提到的不是别的，不是成功或者困难，而是种地。”

也许有朝一日，杜冬需要做与农耕相关的文旅项目，那最好团队的成员本身就熟悉耕种便成了一种优势。

不同的文化能够带来不同审视世界的角度。一个会玩的人，永远年轻，永远饱含热情，永远不缺乏下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