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的营商环境升级年？

2018年中国企业家的第一声呼吁——毛振华就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所受不公平待遇对亚布力管委会的视频投诉，在48小时内得到黑龙江政府的回应，批评管委会负责人缺乏法律法规意识，批评管委会下属机构、有关人员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不正当干预，决定对管委会负责人给予处分，由管委会向阳光度假村道歉。

毛振华是92派企业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的中诚信是中国债信市场的权威评价机构。2012年中诚信创立20年，他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了5000万元。

因为一直走正道，声誉好，所以毛振华的“雪地陈情”得到企业家群体的一致支持。其实，2017年2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七届年会”上，毛振华就呼吁说，民营企业选择走出去，一个很大因素是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遇到了一点挑战，“很多地方理直气壮地剥夺民营企业”。当时他可能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也被政企不分的管委会缠上了。

毛振华在亚布力之冬的三分多钟视频呼吁，已成为中国进一步改进营商环境的镜鉴与鞭策。

国家层面：
激发活力越来越依赖制度竞争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本届中央政府2013年3月成立，从2014年至今，几乎每年的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都在部署改善营商环境，将制度环境的优化作为释放企业活力的基础。

• 2014年提出，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逐步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市场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 2015年提出，要促进行政权力法治化，防止权力寻租，营造便利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
• 2016年提出，要进一步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办事创业环境，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 2018年1月3日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具体来说，一要简政减税减费，二要严格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三要借鉴国际经验，抓紧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

毛振华的呼吁说明了什么？

毛振华的呼吁说明，尽管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但现实中还有不少地方不是“放管服”，而是“管卡压”；不是当好“店小二”，而是频频用脚去踩市场的手；不是按合同办事，而是朝令夕改，按长官意志办事。

客观地说，中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在不断改善。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搜集止于2017年6月1日，满分100分），中国得分为65.29，排名78位，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分（60.76），高于印度（62.70），但与排名前列的国家与地区相比，如新西兰（86.55）、新加坡（85.57）、丹麦（84.06）、韩国（83.92）、中国香港（83.44）、美国（82.54）、英国（82.16），还有相当差距。

中国营商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个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中国发达地区的营商环境正在靠近世界水平。以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的2017年全球城市指数排行为例，前20名入围城市中，香港、北京和上海分别位列第5、第9和19位，成都从上年的96位上升到87位，武汉从107位上升到100位。在全球潜力城市指数排行中，广州从78位上升到56位，杭州从69位上升到60位。

科尔尼的全球城市和全球潜力城市排行，涵盖了全球128个领先城市和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全球城市指数分五大维度27个衡量标准，五大维度是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潜力城市排行基于四个维度13个标准，四个维度是：居民幸福感、经济发展、创新与治理。2017年，两个排行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指标，就是“创业生态投资环境”，而且这一标准将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城市未来有没有活力和竞争力。

领先的创业生态环境主要由什么因素构成呢？研究指出，有四个关键因素，即创新合作伙伴，人才资源，当地扶持政策，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

中国正在从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向全球领先的经济体转型升级。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成本优势、人口红利、高储蓄和高投资，领先经济体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效率优势、创新红利、长期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中国要实现2020、2035、2050年的三个奋斗目标，必须通过全面提升制度竞争力，才能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区域层面：
制度竞争力水平已经出现“二元结构”

在发达地区营商环境不断追赶世界水平的时候，中国还有不少地方的营商环境长期没有根本改善，甚至被锁定在一种“前现代”的状态。当发达地区努力做到对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语）的时候，在不少地方，对企业关门打狗、烦苛无度、随意干预还时常发生，“制度税”奇高，被企业家视为畏途，被投资者视为禁区，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中国越发达的地区，越觉得自己的营商环境还不够好，还要大力改善。而一些不发达的地方，虽然口头上也“亲商”、“护商”，但口惠而实不至，嘴上锦缎子，脚下使绊子，刁难并没有实质性减少，某些地方甚至还在增加。

我们来看看浙江和上海最近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动作。

浙江2018年第一个大会是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省委书记车俊强调大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快建设“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

浙江的环境一直不错，“四张清单一张网”（行政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政务服务网）闻名全国，其实质是使行政权力去模糊化，去随意性，让政府规规矩矩用权，明明白白花钱，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与民间活力的“加法”。但群众和企业还有不少不满意和痛点，因此近两年开始“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群众办什么事烦、办什么事难，就把什么列入改革范围，群众和企业办事涉及到哪里，改革就延伸覆盖到哪里。“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要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还要从政府机关向涉政中介机构、各类公共服务机构延伸，提高全社会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从办事服务看，“最多跑一次”就是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从受理申请到形成办理结果全过程只需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从咨询投诉看，就是建设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实行“统一接收、按责转办、限时办结、统一督办、评价反馈”工作机制，一个号码响应群众诉求；
从执法监管看，就是减少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形成“部门联合、随机抽查、按标监管”的“一次到位机制”，做到服务零距离、监管不扰民。
浙江营商环境很方便，但省委省政府说要“打造移动办事最方便省份”；浙江创业门槛已经很低，但省委省政府要求加快推进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要减事项，让不需要跑腿的事项全部不用跑；要减次数，能少则少；要减材料，能简则简，只要是企业和群众已经提供过的材料，原则上都通过政府内部数据共享获取，不再另行提供；要减时间，能快则快，让企业和群众用最短时间办成事。

以上“四减”意味着，浙江建设“有为政府”，实质是真正以顾客为本，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动作越来越少的服务型政府。

在衢州，通过实行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全流程电子图审、综合性一次会审，项目业主从跑4个部门3个中介10多次，变为一次都不用跑，原来大型项目完成全部施工图审查需要5至6个月，现在10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
在杭州，原来房屋交易40分钟，税收30分钟，不动产登记50分钟，同时满足受理条件，总耗时120分钟。现在三部门联办，办一本登记证或证明，全流程60分钟。过去办不动产登记需要交三套材料，光复印就要花不少时间，现在“一窗受理、一套系统、一套材料”。

在上海，最近几个月李强多次调研和主持会议，反复强调把制度创新作为主攻方向，着力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政府要千方百计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甘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用公务员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企业的“发展指数”。

上海的营商环境在中国名列前茅。最新数据显示，预计2017年上海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1.5%，远低于全国各省市的平均水平（24.1%），自2015年以来连续3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所谓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具体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等。发达国家税费结构中，费的比重一般比较少，上海的目标是成为“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之一”。

2017年12月22日，上海举行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李强强调，区级层面目前保留的大量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全部取消，市一级的也应当尽量取消，“要保留的，必须把道理讲清楚”。前一天，他在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要求与会者“看远一点”，想一想10年、20年后，上海拿什么参与全球竞争？他说，政府一定要善于监管、乐于服务、该放权放权，“有好的环境，项目自然会来；环境不好，企业来了也要跑掉”。

像上海、浙江、广东、江苏这样的地方，政府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营造好的环境，让万木葱茏，一片生机，而在有些地方，基层政府还是很习惯随随便便去“摇树”，想摇下更多的叶子。把树都摇得奄奄一息，哪还会有叶子呢？

看中国地图，东南海岸的轮廓就像一条弧形的面颊，这是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是最美的制度曲线。大略来说，“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就是中国制度成本的基本面，一国之内的制度性竞争力已经出现二元结构。人流货流资金流信息流，势必持续从交易成本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动。

企业家是精明的、善跑的、群居的“动物”，对环境最敏感。当制度性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怎么办？用脚投票就是了。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群体性地迁移。

制度的背后是产权

站在2018这个新的起点上，当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包括毛振华矛头所向的黑龙江，在改善营商环境的大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对未来我们当有更多信心。

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答记者问，指出《通知》的出台将进一步提高全国各级法院依法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水平，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财富安全感，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通知》要求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权利。对企业家反映突出的三大问题——某些地方政府违约，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企业家维权成本高，《通知》都做了明确要求。

纠正一起错案胜过制定一打文件，因为人们更相信真实的体验而非书面的诺言。201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甄别纠正工作小组，决定对原审被告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案，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启动再审，引发企业家的强烈认同。

相比黑龙江政府对于毛振华个案的积极回应，我觉得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些举措更能让企业家释怀。因为它标志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中央关于产权保护的意见，正在得到切实的落实。

前几年，秘鲁经济学家德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一书曾流行一时，他的研究出发点是，历史上的所谓资本主义，为什么仿佛活在封闭的“钟罩”里，主要在欧美国家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却停滞不前？

他的答案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的结合，而且是因为资本与土地的产权都是清晰的，人们掌握了这种权利后，就可以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做出选择。资本的秘密就是一整套产权制度，“资产+所有权描述=资本”，让资产这个“实物”活动起来的起跑线是——法律表述，证书、契约，等等。

索托认为，如果不具有完备的财产法律制度，第一，无法保护私有资产；第二，资产无法转化成资本。

而确定的产权体系，对经济能带来六个方面的正面效应：
1、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将僵化的资产通过有效的契约转变为活跃的资本。
2、将分散的信息纳入同一种制度。将分散、孤立的产权数据融入到系统性、综合性的制度之中，使得资产潜力更易评估与交流，从而大大促进资本的产出。
3、责任和信用体系的建立。将产权信息融入到系统而完备的法律体系之中，使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从而有助于建立明确的责任和信用体系。
4、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明确的财产权体系和具有法律效应的产权表述能够避免在产权交接时对资产进行不必要的物理分割从而造成巨大损失，使资产能够产生较高的价值组合。
5、建立完备的、以个人信用体系为基础的人际网络。明确的产权体系之上是完备而明确的个人信息网络，资产与信用清清楚楚，因此资产的有效整合成为可能。欧美国家庞大的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仰仗于此。
6、保护交易。以信用为基础的人际网络使得基于所有权体系的交易得到实时追踪和保护，并且诞生了一大批与此相关的行业，诸如资产评估、保险、抵押经济、信托服务等等，在保证交易安全性的基础上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显然，有竞争力的制度，就是能够更清晰地界定产权和更好地保护产权的制度。

为什么我是中国前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我相信，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尊重和保护产权、让每个人有机会通过努力过上美好生活，这已成为我们社会不可动摇的基本共识。开放的市场经济就是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土壤。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像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所说的，“现有的政治利益集团不愿意打破钟罩，引入竞争，因为这样他们的垄断收益将会减少甚至受损”，中国不会走上这样的歧途。通过反腐败、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之路、追求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人民和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将更明确。

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法治的细胞，就是微缩的法治。2018年第一个星期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确让很多人心生郁闷，但从整个事情的解决，以及在更大视野下观察中国经济法治化的脉动，我们又可以对未来抱着更大的期许，当然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相信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制度现代化建设的春风，不仅能吹绿江南岸，也一定会吹过山海关，吹旺黑土地。

只要众志成城，共创2018，它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营商环境升级年！

文：秦朔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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