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作品都没有，50 年前这个组织如何改变了人们对建筑的刻板印象？

1967 年，意大利激进建筑小组 Superstudio 在提出 ” 超设计（Superdesign）” 这个概念时写道，” 假如使一个物品尽可能多地调动不同感官特性，充满可以唤起注意或引起兴趣的符号和图像，使其对行为和举止都有所启发 “。

这种特别的设计手法也反映在 Superstudio 对于建筑的解读当中。他们自称是一个建筑师小组，有趣的是，他们并未完成一件真正的建筑作品。

超级工作室，《自画像》，1973，拼贴

《超级工作室的今天和明天》，阿德里安 · 乔治根据 ” 超级工作室：隐藏的建筑 ” 创作的视觉作品 1971（《AD》杂志封面，1971 年 12 月）

但 Superstudio 的影响力却不在于他们是否设计出了被后世称道的建筑物，是否树立了某种独特的建筑风格，而是在于他们把对建筑的探讨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空间，比如建筑和我们的生活，与人类生老病死等基本行为的关系。这种思想在 Superstudio 成立以来的 50 年里，影响了一批批声名显赫的建筑师，比如雷姆 · 库哈斯，伯纳德 · 屈米，扎哈 · 哈迪德，他们吸收了 Superstudio 关于建筑的看法，这成了他们身上天马行空又格外迷人的一面。

Superstudio 认为，建筑不局限于实体，混凝土、钢筋、砖块，由这些东西堆砌起来的东西并不代表建筑本身，它还可以是由空气和光组成的空间。这种说法否定了传统的建筑观，而是主张把建筑学引向更广泛的探索，比如他们认为建筑还可以是工业化自动生产出来的产品，50 年后的今天，时下流行的预制模块化建筑和 3D 打印建筑，正在把这种 ” 乌托邦 ” 变成现实。

意大利建筑师、评论家加布里埃尔 · 马斯特里伊（Gabriele Mastrigli）从十多年前开始研究 Superstudio，他和 Superstudio 的创始团队成员迪弗兰恰（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在同一所大学工作，在日常交谈之中，马斯特里伊萌生了对 Superstudio 的兴趣，但也发现在过去的 20 年里，有很多探讨 Superstudio 的事件发生，但没有一个 ” 完整地、准确地展现 Superstudio 的历史 “。

2016 年，马斯特里伊在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MAXXI）举办了 “Superstudio 50 年 ” 的展览，试图重新梳理 Superstudio 成立期间的作品脉络，回顾他们在过去 50 年的影响力。前不久，这场带有自传色彩的展览来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现场以大面积的青金石蓝为背景色，展出了 Superstudio 逾 200 件作品。

这场展览以 ” 唯一的建筑，将是我们的生活 ” 为主题，从 12 月 16 日持续至明年 3 月 11 日。策展人马斯特里伊认为，尽管 Superstudio 的很多想法或许都无法实现，但这不重要。时至今日，我们对于 Superstudio 的探讨、回顾仍然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启发了人们去思考—— ” 原来建筑并不仅仅是这样的，它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可以大胆想象、被重新定义的 “。

PSA ” 超级工作室 50 年 ” 展厅

PSA” 超级工作室 50 年 ” 展览海报

在 ”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 的 60 年代，Superstudio 的诞生是众多事件交织影响下的一种结果。

1966 年夏天，阿道夫 · 纳塔利尼（Adolfo Natalini）和 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 刚刚从佛罗伦萨大学建筑学院毕业。那年，亚诺河的洪水如猛兽般吞没了整座城市，淹没了画廊、学校和图书馆，让一些原本就对未来感到迷惘的年轻人感到幻灭。

人类首次登月、反战运动、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环保主义、女权运动…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迷茫混杂，主张个性自由、反叛和革命的声音充斥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意大利的经济还处在二战后的恢复期，年轻人难以创造新的机会。就连留在高校任教也变得困难重重，那个时期的学校里很少看到 70 岁以下的教员，年轻学生被关在了门外。洪水过后百废待兴，大量的外国资本和初来乍到的人，涌进了这座城市。

社会气氛相当乐观，另一方面，洪水成了诱发年轻人开始反思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现状。灾害过后一个月，超级工作室和建筑视窗（Archizoom）在意大利的皮斯托亚（Pistoia）举办了名为 ” 超级建筑（Super Architecture）” 的展览。也正是在这场展览上，这两个建筑小组得以成立，超级工作室的名字也来自于这场展览。

他们提出的 ” 超建筑 “，主张重新审视建筑，把它作为一种批判政治、社会的文化工具。” 超建筑是超生产、超消费的建筑，对超市、超人和超级汽油消费进行超诱导 “。

Archizoom 与超级工作室，” 超建筑 ” 展览海报

1966，Jolly 2 画廊，皮斯托亚，来自超级工作室档案

阿道夫 · 纳塔利尼在 ” 超建筑 ” 展览现场，1966，Jolly 2 画廊，皮斯托亚， © Toraldo di Francia.jpg

《超级工作室自画像》，1968，拼贴，来自超级工作室档案；

从左至右：吉安 · 皮耶罗 · 弗拉西内利 , 阿道夫 · 纳塔利尼 , 罗伯托 · 马格里斯 , 克里斯蒂亚诺 · 托拉尔多 · 迪弗兰恰 .

Archizoom 和 Superstudio 两个团体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设计。他们并未明确规定它们的功用，可以创作出多样的空间氛围。

在被 Poltronova 公司高层赛尔乔 · 卡米利等企业家发现后，许多展品在日后投入了家具生产，包括鹦鹉螺和西番莲桌灯，以及 ” 沙发 ” 泡沫扶手椅。它们保留了对富裕阶层日常礼仪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同样体现在超级工作室拍摄的那些摄影作品中。

《鹦鹉螺》，《西番莲》，波托诺瓦研究中心，1967，桌灯，© Toraldo di Francia

《沙发》，波托诺瓦研究中心，1968，组合沙发，© Toraldo di Francia.

Superstudio 意识到建筑不能解决问题，因而他们也不试图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建筑去探讨问题。

在他们成立之后，拼贴画成了这个团体用来批判社会和物质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常常剪切下现实中的某一部分照片，和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物拼贴在一起，形成了连续统一、荒诞不经的画面。

1969 年的《建筑直方图》和《连续纪念碑》，是两件 Superstudio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方格（grid）为基本创作元素，Superstudio 认为这些纯粹、理性的方格可以创造出 ” 单一连续的氛围 “。把白色的塑胶板覆盖在立方体木块上，以丝网印刷了 3＊3 厘米的方格，这种直方图砖就是《建筑直方图》的最初原型，而被认为是 ” 建筑师之墓 ” 的直方图，由于可以适应不同面积和尺寸的特性，在日后衍生出了 Superstudio 的一系列家具、建筑、环境的设计。

比如，在《别墅图录》中方格成为了构筑别墅的基本。另一个 Superstudio 的代表之作，以方格元素构成的 Quaderna 桌子，至今仍在被家具品牌 Zanotta 生产。

家具《测量》系列，1969，绘画与拼贴，© Toraldo di Francia.

《建筑直方图》，1969，直方图砖，© Toraldo di Franci

家具原型《测量》系列，1970，潘萨诺恩，© Toraldo di Francia.j

《连续纪念碑》提出了一系列全面城市化的建筑模型。以拼贴画的形式，Superstudio 构建了横跨整个世界的巨大网络结构，在被科技、文化和帝国主义同质化的地球，这些网格 ” 占据、吞噬、割裂 ” 了人类著名的历史文化建筑，比如泰姬陵、曼哈顿和罗马的纳沃纳广场。

《连续的纪念碑（纳沃纳广场）》，1969，拼贴，来自超级工作室档案

马斯特里伊认为，” 在一个不求质量的程序化世界中，唯有数量方可幸存 “，这正是《连续的纪念碑》想表达的理念。它是 Superstudio 为 1969 年格拉茨双年展构想的作品，那一届的主题是 ” 建筑与自由 “。它讽刺了建筑改变世界的可能，场景仿佛出自库布里克的《2001 太空漫游》。

1971 年的《十二座理想之城》是同时代的美国科幻小说及登月事件启发下的产物。Superstudio 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完美城市，借此嘲讽都市规划者的乐观想象。比如，《十二座理想之城第一城：2000 吨城市》中，城市在山间林木和草地间延伸，被三英里为单位的矩形网格分割。这些网格中的每一间巢室住有一人，所有市民在相同的条件环境下生活，不再有死亡。但市民们的脑脉冲通过电子分析仪被 ” 城市 ” 实时掌控，一旦有人对这种 ” 完美生活 ” 产生不满，天花板就会以 2000 吨的重力下压，直到与地板完全重合。

” 你看这些网格中的红点，就是那些反叛者的血 “，马斯特里伊在展览现场指着这幅拼贴画解释道。

《十二座理想之城第五城：半球城市》，1971，拼贴，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收藏 .

《十二座理想之城第一城：2000 吨城市》，1971，平版印刷，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收藏

从《基本行为》系列（1971-1973）开始，Superstudio 从把建筑视作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工具，转向了从人类学和哲学角度，重新看待建筑与人类基本行为的基本关系。

他们提出宣言 ” 建筑从未触碰到我们生命中的重大和基础的主题，它总是处在边缘地带 “，并投身于系列影片的制作。以 ” 生活、教育、仪式、爱情、死亡 ” 为五个篇章，Superstudio 的团队成员和他们各自的家人成为了演员。在唯一一部顺利拍摄的 ” 仪式 ” 篇中，一个留着胡子的嬉皮士只穿着内裤从地下混凝土掩体里爬上来，接着是另一个头发乱糟糟的男人，一个赤裸着上身的长发女人，一个接着一个 …

画外音告诉我们那座地下混凝土的秘密，” 在他们身后是一座难以形容的巨大家园，有所有现代家居市场的家具，古典或摩登风格，所有人居住在一起，形容了一个愉快而和谐的整体 “。

《基本行为：生活（超表面）》，1972，圣马蒂诺阿拉帕尔马，拼贴，来自超级工作室档案

PSA 展览现场播放影片

1973 年，Superstudio 举办了第一场巡展《个人博物馆碎忆》，这也标志着他们黄金年代的正式落幕。

之后，Superstudio 参与了具有实验教学性质的《全球工具》计划。创始人之一 Adolfo Natalini 去了佛罗伦萨大学建筑系开课，投入到《城郊物质文化》的创作中，自此团体成员开始分道扬镳。

1978 年，Superstudio 在罗马国家建筑学院举办个展，并受邀参加了第 38 届威尼斯双年展，成为 ” 激进建筑 ” 首次大型回顾展的一部分，展示了团体最后的两件新作品——《罗特之妻》和《泽诺的意识》。

此后，Superstudio 正式宣布解散，成员投入个人创作。

2003 年，纽约曾举办过一场关于 Superstudio 的回顾展（Superstudio:Life Without Objects,an ambitious retrospectibe of the firm ’ s conceptual work from 1966 to 1978）。

联合策展人 William Menking 说，” 我曾经问过他们（Superstudio）‘为什么会诞生在佛罗伦萨？’，他们反问我，‘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发生在佛罗伦萨？’ “

时至今日，这个存在了 12 年的建筑小组的最后解散，被认为是一种 ” 不可避免的必然 “。

威尼斯大学的理论家曼费雷多 · 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曾在一篇名为《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章中提到，建筑作为商品，现代主义先锋派运动实践是无法超越资本运转的基本逻辑的，因而这样的实践注定失败。

五十年前的激进运动影响深远，但超级工作室却已经被意大利人遗忘了。马斯特里伊在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采访时说，现在的意大利建筑学界只是把 Superstudio 看成是嬉皮士，却忘了他们真正的影响力所在。

库哈斯可能是受 Superstudio 影响最深的建筑大师，他在伦敦建筑协会学院（AA）求学期间曾组织过 Superstudio 创始人 Adolfo Natalini 的演讲，在 1972 年的毕业作品 ” 大出走：或称为建筑的志愿囚徒 ” 中，直接反映了 Superstudio 对库哈斯的影响。

库哈斯和他年轻的指导教师伊里亚 · 曾格利斯构想了一个 ” 反乌托邦 ” 计划，他们假设，伦敦被柏林墙分割成了好的一半和坏的一半，位于 ” 坏 ” 那边的居民开始向好的一半逃亡。最终，那些逃亡者事实上称为了 ” 好 ” 的建筑的志愿囚徒。库哈斯和曾格利斯借这个方案嘲讽，建筑并不只是能够积极地改造人类生活，也有可能成为像是柏林墙那样制造隔离、压制自由的工具。

而这个方案本身，不管是在创作手法还是立意上都可以看到它与 Superstudio 的 ” 连续运动：挤压纽约计划（1969）” 的一脉相承之处。在这幅作品中，曼哈顿被一块矩形的巨石穿透笼罩，提出了 ” 建筑能改变世界 ” 这一假设的局限和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