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非虚构写作成为新闻写作的重要形态。
非虚构文学来自于美国，是美国60年代出现的一种兼具文学性和新闻性的写作类型。今天我们带大家分析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两种类型，文学性非虚构作品和新闻性非虚构作品，指出这两种类型与移动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关系。
近些年，非虚构写作成为热门话题，一方面在文学、新闻领域出现一批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记者和作家，另一方面非虚构文章经常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爆款”，这也使得一些在传统媒体中从事特稿、深度调查的记者转行到新媒体平台。
非虚构这种命名方式不只是在中国新出现的、来自于美国的文化现象，更具有沟通文学、新闻、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跨学科潜能。不仅如此，非虚构还打破写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壁垒，鼓励更多普通人通过写作参与到公共生活。这种非虚构写作的平民视野和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平等精神，使其拥有广阔的文化实践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有助于传统新闻教育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变化，培养学生从社会、历史、文化等视野反思新闻何为以及新闻的功能等问题。
一、非虚构文学的由来
非虚构来自于对英文Non-fiction的直译,在美国文化和图书分类中，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是两种主要的类型，虚构文学主要指小说、戏剧、诗歌等，非虚构文学则是纪实文学、散文、传记、调查报告等。一般来说，人们把1966年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根据凶杀案、历时6年调查完成的《冷血》作为非虚构文学的发端，这本书详尽探究了杀人凶手的成长背景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在图书市场中也成为畅销书。美国作家、记者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和《刽子手之歌》（1979年）也被认为是非虚构文学的经典之作，前者写的是1967年美国普通民众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越战示威游行，后者则通过犹他州杀人犯吉尔摩事件反映美国六七十年代压抑的社会氛围。从这里可以看出，非虚构文学凭借着对新闻背后故事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社会60年代的自我反思、批判之中。
这种兼具文学与新闻价值的写作类型在新闻领域中又被称为新新闻主义，主要是因为相比强调快速、客观、中性的新闻报道，非虚构写作不但不拒绝文学性，反而大量借鉴文学式的心理描写、对话和讲故事的策略，增加了非虚构作品的可读性，也使得非虚构文学经常成为热门畅销书。1978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增设特稿写作奖，非虚构作品逐渐被主流文化所认可。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很多处理的都是重大历史事件，通过采访大量的当事人来回应灾难、战争、政治对个体的深刻影响，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是对1986年遭受前苏联核事故的上百位受害者的回访、《锌皮娃娃兵》讲述的是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亲历者，而《二手时间》则是经历苏联解体的普通人这十多年所承受的社会与个体灾难。
从这里可以看出非虚构文学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文学性，非虚构式的写作强调叙事和故事，注重情节推演、人物塑造等文学效果，有利于吸引读者阅读；二是纪实性，非虚构的书写对象是真实发生的事和人物，有的就是新闻事件，这也是非虚构与虚构文学的区别所在；三是调查性，非虚构写作的工作方式建立在长期、深入地采访、调研基础上，短则几个月，长则好几年，这种来自于真实生活的鲜活经验，避免先入为主地概念化；四是社会性，非虚构写作擅长把新闻事件放在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带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色彩；五是平民性，相当多的非虚构写作关注的是普通人，是那些被压抑、被边缘化的群体，非虚构写作使得平凡人、平凡故事借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
二、非虚构写作的两种类别
回到中国语境，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大致有两个脉络，一个集中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如《中国在梁庄》《大地上的亲人》等作品；二是集中在新闻领域，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非虚构式的新闻报道如《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少年杀母事件》《了不起的茅侃侃》等成为“10万+”文章。我把前者命名为文学性非虚构作品，后者是新闻性非虚构作品，两个领域有所重叠，但又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子和写作逻辑，前者主要是专业作家或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写作者完成，后者基本上是新闻人、媒体人，很多有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
从文学角度看，非虚构写作的出现有一个清晰的标识点，这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开始设立“非虚构”专栏，陆续推出梁鸿的返乡书写《梁庄》、慕容雪村的传销纪实《中国，少了一味药》和打工作家萧相风的《南方：工业词典》等作品，同年《人民文学》推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活动，推动专业作家尝试非虚构写作项目。后来，文学博士、批评家梁鸿的系列文章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引发巨大轰动，极大地普及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这部书以梁鸿返回家乡为线索，用个人视角呈现了一个90年代城市化以来逐渐被掏空的乡村景观。2015年春节期间文学博士王磊光的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爆红，也是一篇“我”眼中的乡村故事，流露出一种在外求学的人文知识分子对衰败中的乡村的无力感，在此文基础上，王磊光出版了《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年后，2016年春节另一位文学博士黄灯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再度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流行，随后某知名出版公司邀请黄灯，完成了她的“返乡笔记”《大地上的亲人》，这部书以她丈夫的家湖北省丰三村、她父亲的家湖南省凤形村、她外婆的家湖南省隘口村为例，呈现当下乡村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困境。
这几部广受关注的非虚构作品有三个特点，第一，主题都是关于乡村、农村，也被命名为“返乡体”，这些生活在城里的文学博士们借返乡之际，延续了鲁迅在《故乡》中的文化逻辑，展示了一个主流文化中不可见的、被忽视的故乡，乡村不再是“诗意的栖居”，而是充满了环境破坏、家庭离散、“386199”部队（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种种社会问题的“恶故乡”，是一种与文明的、法治的城市相对立的他者之地；二是写作者带有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特征，尽管三位作者都是文学博士，但他们之前也不是专职作家；第三，移动互联网的作用很明显，尤其是王磊光、黄灯都是最先在微信朋友圈走红，然后纸质版图书“蹭”热度，这充分说明非虚构的流行背后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全面取代传统媒体有关。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对纸媒等传统媒体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使得传统新闻业面临危机，体现之一是很多资深记者跳槽到移动互联网平台。由于非虚构文章经常成为“爆款”，这导致自媒体公号文章追求非虚构风格，这也是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兴起的内在原因。比如2017年4月24日界面新闻的正午故事公号发表家政工范雨素的自述《我是范雨素》，短短三四天点击量几百万。从小喜欢文学的范雨素用简练、直白的语言叙述了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人生故事，很多读者为这种普通人讲述的“平凡的世界”式的故事感动，这再次凸显非虚构文学所具有的市场潜力。近些年出现了一批主打非虚构品牌的公号平台，除了正午故事之外，还有腾讯谷雨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故事硬核、网易人间以及《GQ智族》《人物》《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等。这些平台一方面为非职业作者提供投稿、发表的机会，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形成了一批专职写非虚构文章的记者，如袁凌、郭玉洁、淡豹、杜强、魏玲等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非虚构作家。这些从业者大多有在传统媒体工作的经验，他们主要写两类稿子，一类是深入发掘重大新闻背后的故事，如杜强的《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写的是2010年轰动一时的“鲁荣渔2682号”集体杀人事件；二是做一些社会化的选题，如袁凌出版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写的就是自己生命中所遇到各种死亡事件，既带有个人生命史的印记，也有历史、新闻人物的死亡等。
三、跨学科视野中的非虚构写作
如果放在20世纪文学、新闻史中，非虚构写作并非新鲜事物，尽管非虚构的说法来自于美国，但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来看，文学领域的报告文学也是一种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的说法起源于前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中国，被左翼作家、批评家茅盾称为“文学轻骑兵”，是一种兼具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的类型，从30年代夏衍写纱厂女工的《包身工》，到50年代魏巍写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再到七八十年代之交徐迟写陈景润的《哥特巴赫猜想》等都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参与到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建构之中，是时代的文学见证。从历史角度看，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的关于十月革命的纪实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等也带有非虚构的因素，是借记者的观察解读十月革命为何会爆发以及中国工农红军为何能完成长征，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非虚构书写。
从新闻的角度看，特稿文章、典型报道从边区时期的报纸就存在，报道的对象往往是劳动模范、英模等先进人物和榜样。只是这种宣传式的报道方式容易主题先行，也越来越模式化、概念化，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历史。90年代中国进行了新闻改革，随之各大城市兴起都市报，在这种背景下，调查记者和调查式新闻开始出现，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报道、《南方周末》特稿版等，一些深度报道起到舆论监督和推动社会改革的职能，比如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27岁大学生广州街头被抓三天后碎死，尸检表明死前曾遭暴打》为题报道了孙志刚事件，这导致国家在城市管理中取消收容遣送制度。非虚构写作与这种传统媒体中的特稿、特写、深度报道有直接关系，都强调一种深入采访和实地调查研究。当然，这与主管部门要求新闻工作者不断地下基层、深入生活也是一致。
非虚构写作还与社会学、人类学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报告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现在看起来都带有非虚构的色彩，如美国机械专家韩丁所写的中国土地革命的著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等都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近些年，社会学家吕途出版了三本研究新工人的书，分别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和《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通过实地采访、到工厂体验生活等方式，吕途呈现了80年以来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历史以及所遭遇的生存、文化困境。比如《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就以34位不同年龄的女工人的故事组成，从50后一直到90后，每个女工都是一篇独立的人物传记，把这些女性的个人命运组合在一起就是新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人类学所使用的民族志、口述史、田野调查，对非虚构也完全适用。
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的关系，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交流的过程。好的非虚构作品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平等意识和倾听理念，不是先入为主地用自我的理念来讲述他者的故事，而是首先学会倾听，去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来理解别人的逻辑，进而把自我的认同相对化，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既是为了使他者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又是对自我的一次反思。非虚构写作“天然”带有一种平民性和人民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虚构作品经常关注平民、底层和社会边缘群体，非虚构的文化职能是让弱势者变得可见；二是非虚构写作者本身也带有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倾向，这与50年代到70年代的工农兵文艺和来自美国的创意写作相似。如新中国以来特别注意培养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也就是说要让工农兵从被描写对象，变成书写的主体，这种“文化翻身”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支撑的，而美国创意写作也是一种让非职业作者掌握写作方法，先学会用非虚构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总之，非虚构有两种基本的理念，一是平民意识，写普通人，让弱势者发声，二是全民写作，非虚构打破了写作的专业化、圈子化，鼓励非职业作者借非虚构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过，非虚构写作对流量、点击率的追求，造成新闻性非虚构写作有时候为了吸引眼球，也带有猎奇性和揭秘性，这恰好是需要警惕的地方。
文：张慧瑜 /新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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