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将外卖骑手职业“苦难化”吗？

▲邢斌跑外卖期间的自拍照。

文 | 佘宗明

茨威格在《同情的罪》里说，一个人的同情要善加控制，否则比冷淡无情更有害得多。

这并不是说人不该有同情心，而是说，通往伤害之路，有时候就是同情铺就的。

就在几天前，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的一篇《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火了。

在这篇爆款文章里，邢斌讲述了自己兼职跑外卖的经历：1个月里，自己跑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了2000多户门，平均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

他对外卖骑手这份职业的评价，大致可以归为一句：送外卖，苦。

▲邢斌老师的手起了很多茧。

因为以田野调查报告形式还原了外卖骑手的“生存样本”，邢斌被不少网民称作“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的讲述很带感，他的分析则很“法兰克福学派”——在对照中国和日本北美外卖员的处境后，他将问题归咎于“平台隐性控制结构”“工会”“大系统”等。说白了，还是流行的“内事不决骂资本”式归因。

讲述底层的不易，鞭挞资本的无良，这是典型的“类爽文”叙事。在“大学老师体验众包外卖员”的热搜词条下方，不少人的“反资本”情绪又找到了标靶。

但将经济问题泛道德化的执果索因，结果大概率是以“同情”之名制造出对外卖骑手们更大的伤害。

外卖骑手们最需要的，绝对不是砸他们饭碗式的“为你好”。

01

《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学老师决定去送外卖》跟《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结合版。

躬耕方知稼穑艰。无论是人社局副处长体验送外卖，还是大学教师兼职送外卖，原本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关注通常能吸引更多的关注，透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公众能对外卖骑手群体的生活状态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年，部分外卖骑手“用生命裸奔”的景象，就频频引发舆论关注。到头来，这类关注倒逼了整个快递行业的规则体系完善。

接连强制派单机制容易导致骑手超负荷运转？那就“算法取中”，放宽配送时限。

偏严的超时罚款与差评处罚机制会致使骑手动辄超速逆行？那就试点“服务星级”激励机制，变超时罚款为扣分、明确可加分弥补。

工伤保险成难题，让骑手出事后没保障？那就启动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说到底，不能讳疾忌医，有不足之处，该正视就得正视，该改进就得改进。

邢斌老师在文中反映的很多情况，如对外卖骑手违规处罚的刚性规则能否预留更多柔性化的“豁免场景”，确有讨论空间。

当然了，目前看，他说的有些情形并不确切——在媒体的后续采访中，当地外卖站点站长的描述和许多骑手的说法，还有他的真实跑单时长、实际收入等数据，都和文中说的有些出入。

如“1个月跑了2000单”。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地外卖站点站长反馈，邢斌在该平台一共送了365笔订单，并不是文章里说的2000单，“站里有三年经验的专送老骑手，一个月也只能跑1000出头的单量。”

系统后台显示，邢斌跑的是兼职众包骑手，可随时上线下线，跑单时间是从2022年12月22日到2023年1月26日，共计完成365笔订单，最终提现4348.34元，“期间的实际有单的天数为29天，系统显示的日均有单时长为5小时。”

邢斌本人也坦陈，“2000余单”并非是精算的结果，“我主要记录的是我今天干了几个小时，然后拿到了多少钱”。

▲大学教师体验送外卖的相关短视频下方，有部分网友对邢斌1个月跑2000单的说法表示质疑。

如“送单超时被罚200”。

邢斌提到，因送单超时被罚款200元，把外卖送给客户后忘点送达之后再点被罚50元至100元，还称送单期间催促顾客会被罚款500元。

据媒体报道，系统记录，其账号因违规产生单笔最高扣款发生在1月26日，原因是骑手因误操作点送达，向客服申诉后未通过，客服为其申请了15元关怀金，对比账号扣款记录，实际扣款是50元。其余因系统违规产生扣款金额，均不超过15元。

另，临沂于2022年针对专送骑手落实“服务星级”机制，对专送骑手收到差评、超时等情况的处理从扣款改为扣分，根据全月累计积分来评定骑手的服务质量，进而确定对应奖励，以降低偶发状况对骑手收入造成的影响。

如“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

事实是，平台每天自动扣除的是“一日意外保险”费用，伤亡保险赔付上限不是6000元，而是60万元。

厘清这些，是为了强调一点：体验性调查文字该首先回归细节真实，剔除可能存在的“文学加工”。

02

耐人寻味的是，邢斌对外卖骑手境遇的呈现是以苦难叙事为基调。他笔下的骑手形象，似乎只剩下被悲情化叙述锚定的扁平单薄。

他在采访中讲述外卖骑手境遇时，总是免不了将其跟高校教师的进行对照，以此凸显送外卖的“苦”。

但以“大学教师”身份看“外卖骑手”职业，将工作时长、职业收入等问题在同情心驱动下一概归因于职业本身，未尝不是带有隐性身份歧视的认知偏差。

这份同情，本质上是基于上位视角的“他者凝视”。

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他们丈量外卖骑手工作的好坏，必定是从自身出发，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代入大学老师的身份。

现实中，摆在很多外卖骑手从业者面前的，一开始就不是“当白领or送外卖”的按钮，而是“去工厂还是送外卖”的选择。

换句话说，外卖骑手职业的存在，为很多原本只能进工厂的人增加了选项。多了个选项，就意味着多了些可能。

更何况，对于那些周边缺乏产业带辐射的欠发达区域的大量劳动力来讲，跑外卖等于不低的工资和难得的“家门口就业”机会。

根据媒体的报道，邢斌老师家住在临沂最好的小区，“开车进门，年轻保安会给我敬礼；外卖从不让进小区。” “家境殷实”的邢斌老师也许觉得送外卖收入低，可这或许是“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对很多务工人员而言，送外卖能兼顾正常收入跟照顾家人的双重需求，比外出打工要好多了。

邢斌的调查中有个细节是，临沂当地跑单较多的众包骑手，月收入约在7000元左右——参照临沂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2023年上半年临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84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098元，这已超出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线。

▲邢斌每天记录的配送时长和收入。

他自称兼职跑众包闪送等，1个月下来毛收入7000多元，在当地已不算低。

由于入行门槛低、包容性强，外卖骑手职业给无数人提供了兜底性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机会。数据显示，兼职送外卖的群体中，1/2左右是工厂工人。

送外卖对邢斌老师也许就只有“体验价值”，对他们却有着“生存价值”。邢斌的确看到了送外卖的辛苦，却没看到这对很多骑手来说是众多的“苦”中一种能够接受的的苦——它是许多人最不差的选择。

邢斌老师也曾和学生讨论过骑手权益的问题，有回答道：“有外卖平台这些人还能维生，没有平台，这些人只能家里坐着。”邢斌老师对媒体说，他对这个学生的答案非常失望。

朋友就说：直面现实永远太难。你可以选择为美团还是饿了么送外卖，你还可以发誓饿死也不去送外卖，但你无法拎起自己逃离这个“手停口停”的社会。

03

走马说：外卖行业是一个社会调节器，让没有退路的人们有了一个避难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解压阀，让苦难得以疏通，让沉沦者向上；它是一个区域平权的开路者，让三四线城市的骑手也能收获相对高收入的薪水，不需要跋山涉水去千里之外的大城市谋生。

在当前就业形势下，送外卖、跑滴滴已充当了就业“缓冲区”。

邢斌老师当然不需要靠送外卖来养家糊口，可很多人都需要。

除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送外卖还维系了很多人调节生活压力、体验多样可能、掌握更多技能、融入城市生活等期望。

有的人是为了逃离职场樊笼、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而去当骑手，有的人本就擅长包裹分拣、喜欢跑腿工作，还有的人是期冀在送外卖中创造价值、融入城市。

媒体曾聚焦的“斜杠工人”胡军，就是个例子：生于1986年的他，是某知名制造企业负责电子元件产品线的线长，但上下班时间固定，为了盘活闲余时间、缓解工作压力，他先是拍短视频、搞直播，后是兼职跑单送外卖，他对此乐在其中。

不少人顾虑外卖骑手的职业发展瓶颈问题。好在，随着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贯通机制的建立健全，其职业培训体系、晋升机制、转岗通道、技能提升举措正渐次完善，技能人才成长的“天窗”正被打开，“外卖小哥也可以评职称”的图景已经照进现实。

有人专职送餐，有人兼职跑腿，不同人的“职业系留点”，造就了选择的不一样。但一样的是，为了生活而打拼的踏实。

▲四川一外卖小哥在直播时说：外卖骑手要的是尊重，而不是同情。

将这些抛开，以单一的“苦”和“惨”去定义外卖骑手这份职业，看似是同情，其实是另一种歧视。

这未必是外卖骑手需要的。有骑手在直播时就说：“我们外卖骑手要的是尊重，而不是同情”。

需要尊重而不是同情，说白了，就是需要平视而非俯视。平视接受换位思考式的共情，但拒绝居高临下式的同情。

外卖是份正常的蓝领职业，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行当，没必要用悲情化渲染将其“特殊化”。“最卑微的骨头里，也有尊严的江河”，基于上位视角的同情，恰恰是踩踏骑手的尊严。

萨特就说：怜悯令我嫌恶，或者不如说，令我反感。

04

在当下，说到外卖员快递员，许多人的结论不外乎资本压榨劳动者。

研究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的孙萍老师将其称为“理论化路径遇到了困难”。她认为，数字劳动研究该引入跨学科视角，而非陷入控制-自主、压制-反抗这样的二元话语。

遗憾的是，邢斌在呈现外卖骑手的辛苦后，又捡起了“平台剥削”的解释框架。

他引用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对“新的工厂系统”的大批判，活像有些白左拿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呼吁对电视、短视频管一管的样子。

制造“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VS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的醒目对比，将问题引到阶层和资本问题上——这是将一份严肃的田野调研，变成了廉价的快餐“爽文”。

在外卖员快递员收入问题上，将思考的触手伸向泰罗制而不伸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回避他们的处境跟系统之外那个“更大系统”之间的关联，必然会失之偏颇。

邢斌老师很有情怀，可他也许该了解下，外卖骑手的收入水平高低会受市场因素影响，最终在市场调节下达到某种均衡：高了，会有更多人涌入，将其拉低；低了，又会有很多人退出，将其拉高。

邢斌老师很有同情心，但他也许该了解下，真要将中国外卖骑手的配送费与日本北美对齐，只会让更多的外卖骑手丢掉饭碗。

他或许该明白，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外卖骑手成为巨型“就业容纳器”，本就是平台社会价值的反映；该明白，看待外卖行业的问题，该先回到市场经济逻辑而非“文学视角”。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薛军对此点评得很到位：

作为学者具有表达的能力，普通外卖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所以类似的“田野文章”越多越好。但其价值也就限于此，不能一惊一乍的。如果把这篇文章看做是控诉平台“周扒皮”本质的实锤、铁证，形成某种舆论“风暴”，似乎就有些过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基于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客观事实，能够真正尊重市场逻辑，尊重经济规律，来形成治理思路，而非基于道德直觉，基于个案基础上的爆款新闻、爆款文章来推出应激性质的治理政策，那就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表现。

骂平台万恶容易，给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却很难。

兴许有人会说：邢斌老师鞭挞资本的背后是对弱者的同情。

我理解他的同情。但同情也许有一万种正确打开方式，没有一种是“以同情之名制造伤害”。

有些同情，就是歧视。有些“为你好”，并不真的友好。

纪录片导演周浩的那句话，或许值得很多人寻味：

不要随意去同情，“有时候，这种同情本质上是一种僭越。同情让人获得了一种俯视的视角，隐约地满足某些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