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进入新“大分流时代”

文｜佘宗明

法国哲学家夏尔·佩潘说：危机，无论有关身体还是心灵，无论是发生在历史舞台上还是出现在私人生活中，都会把现实撕开一道口子，突然把隐藏在后面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

搁以往，面对这道口子，很多人会习惯性地掏出一块在正能量鸡汤里浸泡过的创可贴贴上，然后等伤口凝血、愈合、结痂。

可如今，被股市上了一课的人们，看着自己的账面浮亏数字近乎破防，逐渐意识到了“隐藏在后面的东西”的凌厉。

面对变局，很多人原本以为是“周期换了”，可把视距调远后会发现，是“时代变了”——种种迹象显示，新的“大分流时代”正朝我们骑脸而来。

不论是“拼多多涨了”“钢琴市场崩了”，还是“环×牛市带”映衬下那条大阴线的刺眼，都是新大分流时代到来的表征。

01

20年前，历史学家彭慕兰在代表作《大分流》中分析道：在1800年以前，世界呈现的是多元化格局，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世界经济中心；19世纪后，工业革命的发生让西方有了独有的内生优势，导致东西方实力对比发生逆转。他将其称为“大分流”。

3年前，当世界钟表的“时针”转至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的BC（前新冠时代）与和AC（后新冠时代）两个纪元的衔接处时，不少人已经在脑海中勾画起了“东升西降”的图景。

只不过，历史教科书里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与现实中的“旋到泥泞中”“跌到深坑里”相撞，总会激起一声声叹息。

这两天，有好事媒体列出了全国各国企业总市值在全球整体的占比排名，结果显示，截至本月初，美国企业市值总和为51万亿美元，是全球整体的48.1%，创下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作为对照……算了，还是不对照了。

而全球富豪榜排名的变化情况、科技企业市值总和的对比结果，也都传递了很多信息。

截取这些信息“头文字C”的部分细看，对应的现实就是：中产锯掉钢的琴，对“新中产四件套（家有保姆，孩子上国际学校，看病去私立医院，有自如业主身份）”持续做减法；消费升级的说法更多地被消费分级替代，电商平台卷低价卷出天际。

认或不认，现实就摆在那：我们正进入新“大分流时代”。

大分流不是资源在群际的转移，而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整，它关联的是世界变局、全球格局——彭慕兰就引入政治学者查尔斯·蒂利的“环境比较”视角，将世界作为“大分流”涉及的不同类型体系比较的单位。东西方阵营的竞争力分化，就是他眼中的“大分流”。

大分流置于全球视域下看是洗牌，从部分被时代裹挟的个体角度看则是清空，是阵痛，是“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02

大分流连着国际博弈、国力竞争，也连着规则重构、格局重塑，指向的是“非对称性均衡”。

前些天，著名经济学家朱民表示，当前美欧的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以来都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

他认为，过去两年，美欧社会正打破自由市场原则，突破产业政策禁忌，从经济学、安全与其他国家竞争的角度，增加了产业政策必要性和贸易限制的讨论。以往美欧的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研发阶段，但在新型产业政策之下，政府会针对重点领域制定和实施专门政策，不仅支持研发端，更直接运用补贴支持生产端和消费端，将制造业做大做强与技术提升、创造就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维持美欧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和优势地位。

芯片断供、“友岸外包”，都是直观注解。

将其归结为意识形态冲突也好，将其归因于修昔底德陷阱也罢，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随着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竞合关系中“竞”与“合”的排序易位，很多规则和格局都在变。

过去很多年里，我们习惯的叙事都是“赶超”。微笑曲线微笑着拍了拍我们，我们直接甩出一张“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三步走路线图。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西风东渐”成了大分流的显性标志。但在互联网引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在消费互联网、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演绎的“弯道超车”剧情，撼动了原有的某些秩序，也让有些人喊出了“华流就是顶流”的口号。

很多时候，赶超对赶超者意味着获优势，对被赶超者则意味着被威胁。“双赢就是赢两次”跟“双赢就是你要赢我更要赢”，注定不对付。

而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已至，生成式AI已成未来科技竞争的角力场。美欧以芯片与算力阻断的方式开启了“智子封锁”，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后发者赶超边际成本的增加。

当赶超计划在标记着“认清幻想，放弃现实”的关隘处遇到阻碍，故事的走向也难免会转弯。

我们今天说的“时代红利结束”，就与之遥相呼应。在新大分流时代到来的语境中，转折比以往要更容易发生。

03

新大分流的到来，对应的是全球化的退潮。时下冒出的所谓逆全球化、慢全球化、新全球化、新华盛顿共识、新产业政策、新区域主义、新供给经济学等，都是从大融合走向新的大分流的伴生物。

如果总结出新大分流时代的若干规律，那有几点已逐渐清晰——

1，经济问题关联的从来都不只是经济问题本身。

“重要的是经济”，但经济跟政治、文化紧密相关。经济增长的政治文化土壤里，必定少不了宽松性与包容性的养料。

过去20多年里，增长奇迹带来的获得感已浸透到了国人的细粒度生活中——大基建（公共基础设施）与住房汽车3C产业（私人化基础设施）的蓬勃发展，带动国人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持续提高。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超大市场的廉价劳动力规模与市场需求体量的红利+“改革-开放-创新”的红利，托起了国民经济的向上态势。

在此阶段，全球化的主节奏是加强合作、加速融合。东西方在开放包容维度上的相向而行，让彼此的连接更加多元、互动愈发频密。

知名经济学家常修泽就说：就组织资源配置而言，东西方国家曾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一种是非市场化的“社会巨型科层”，另一种是新古典的“纯粹市场体系”。这些年里，西方和东方分别从组织资源配置的“两极”向“中间地带”靠拢，以寻求现代市场与社会科层的新组合。

但趋势中总是孕育着反趋势的力量。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结构性失衡，成了反全球化的动力源，也成了脱钩分化的助推器。

无论是俄乌冲突、哈以战事，还是米莱上任，都昭示着世界“大拆解”的加速。大拆解是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世界秩序的底层基础主要在于三重依赖：西方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西方对中国市场和产业链的依赖，中俄对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的依赖。而今，这三重依赖正被一层层拆卸。

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化时代流行的资本逐利和比较优势逻辑，正让位于逆全球化时代的安全优先与价值观本位逻辑。经济被更多的非经济因素（如政治、文化、安全、价值观）影响。

如果说，全球化是对大分流下东西方裂缝的弥合，那出于泛政治和安全化考量的脱钩断链就在继续撕开口子。

2，表层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源于底层的确定性。

在灰犀牛狂奔、黑天鹅乱舞的当下，不确定性已成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词。

但表层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源于底层的确定性。正是底层的确定性，带来了很多情况的不确定，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因为骨子没变，所以行迹多变”。

揆诸现实，我们朝着红利梯度往上爬时，正面临被人从下面抽掉梯子和被人从上面扔石头两大风险。梯子是内部抽掉的，石头是外部扔来的。

拿A股走向来说，A股稳健增长的确定性，只能是向“底层”改革要——正如诺斯所说，“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之下是底层。抛开“底层”谈稳市场，是缘木求鱼。

需要明确的是，底层确定性并非坏事，前提是，底层架构是健康的。

就外部脱钩来看，以AI为前沿领域的科技竞争固然是火药引信，“底层架构”的根本差异才是冲突关键诱因。

深层次差异制造的“猜疑链”，会将大国博弈导向难以调和。

04

宏观上的大分流，对应着微观上冷暖自知的民生境遇。

在新大分流时代，“个人奋斗”很可能败在“时代进程”的拖拽之下：货币贬值，资产缩水，会将大分流的影响传导给个体。

毫无疑问，越是这时候，我们越需要向好的“底层确定性”。

何为向好的“底层确定性”？也许细节中能看端倪：我们可以看“战马行动”会得到怎样的回应，可以看华清宫贵妃入浴雕像被举报后是否会得到处理，可以看浦东机场在网约车接驳问题上的态度。

一如当年霍英东当年每次进京都要看首都机场的裸女壁画是不是还在那样。

毕竟，“壁画”不会撒谎。

值得一说的是，在那段“危机论”后面，夏尔·佩潘谈起了“救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正是这个意思——“危险中孕育着救赎”，要等“救赎”出现，就必须睁大眼睛。

对我们来说，“救赎”的出现最该靠的，也许不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