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概括了一个企业家的职责。但眼下，包括他在内的知名企业家们又多了一份职责——亲自站台对抗黑公关。3G投票事件，柳传志抱怨道，一起两年前的技术领域事件突然被人翻出来，还被污蔑为卖国，这是偶然事件，还是被人利用？马化腾在朋友圈里感叹黑公关的猖獗，“本想一贯佛系忍忍就算了，但是时候挖根源了”。
当一个企业家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打击黑公关上，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嘈杂、喧闹的矛盾图景也就此呈现：勃兴产业正在享受着速度与激情，但商业伦理的建设还在原地打转。
商业的竞争思维远不像一个信奉努力就有收获的学生所信仰的考试思维那般，两耳不闻窗外事，凭借修炼内功去赢得胜利，企业为活命，手段可谓五花八门。8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加盟摩托罗拉，为企业搜索竞对情报；宝洁公司派间谍翻阅对手的垃圾桶；中国大中电器曾发现内部的一位员工是对手的间谍。最知名的便是2012年时湖南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的竞争，双方都称对手派了间谍，有组织成体系地开展商业窃密行动。最近，在共享单车领域，小黄车的工作人员因为破坏对手车辆，被派出所拘留。
相较于这些恶性竞争手段，眼下中国互联网企业似乎对黑公关情有独钟。究其原因，恐怕有如下几个。
其一，黑公关早已自成体系。从接单到策划，到联系专业枪手写作，到成稿之后寻求平台发表，传播，到制造话题带节奏，可以说，这是一条极为成熟的产业链。中国的畸形媒体环境造成“看门狗”角色的失语，塑造了一批弱势而又势利的畸形文字工作者。他们成为这个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一个外卖平台的中层管理者对笔者说，他们现在经常收到各种类型的电话，大意是，如果你不给钱，我就曝光。
其二，违法成本极低。社交媒体的发展为黑公关赋予了巨大的能量，但法律又很难对此进行界定和惩罚。自去年5月起，公安部开展了对网络水军的专项行动，破获了网络违法案件40余起；今年，腾讯和今日头条就黑公关分别报警。但是，这些只是个案，黑公关很难解决，在法理上，文章是言论自由下的批评，抑或是主观恶意？这很难厘定。
而受黑公关影响的组织或者企业家，无论是选择民事、刑事手段维权，都需要付出极高的人力、物力、精力成本。维权代价过高。烂尾现象比比皆是，一家企业的法务部出具了律师函，宣称要让黑公关付出代价，然后就没有下文了。黑公关就像一个幽灵，借助匿名身份一直在互联网界游荡，就像爱情和鬼一样，人们都谈论着它，但又很难抓住它。
其三，读者的“无知”。黑公关的惯用套路是过分渲染，夸大负面事实。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为了适应外界多变的环境，保护性命，对负面的消息总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心理学的诸多实验也证明了个体对负面刺激的偏好。黑公关利用了读者对负面消息的关注。很遗憾，我们也会被黑公关利用。
当年3Q大战，周鸿祎发现QQ对用户电脑有扫描硬盘的行为，他觉得，“诚然，作为一个成熟的上市企业，腾讯不会通过获取用户隐私与个人信息去谋取利益，但是QQ扫描的事情却没有公之于众”。这话的意思是，周鸿祎知道腾讯的做法没有争议。但他却在网上开设专题报道，称腾讯窥探用户隐私，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到今天，周鸿祎还在享受“弱小挑战强大”的光环。但文章的事实与法律的事实相抵触。法院判决书写着，360说QQ窥探隐私的文章，表述不实，存在捏造，“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并具有负面评价效果和误导性后果”。如今，又有多少人想起3Q大战时法律给出的判决书呢？
黑公关如同一个核武器，启动黑公关的按钮就在企业家的办公桌上。黑公关只是下游，源头还在企业家身上。这颗核弹造价极低，但输出的伤害值极高，想要打击对手，干嘛不用呢？
这世界的博弈，按照后果来分，一共有三类。零和博弈，吃掉一方，成就一方；正和博弈，互惠互利，双赢；负和博弈，双输。当黑公关开始盛行时，企业们就进入了负和博弈，而它们的面貌又多重多样。
企业A黑了企业B，B咽不下这口气，炮制同样的方法，去打击A，相互撕破脸，吃相难看；A、B相安无事，但C挑拨离间，黑了其中一家，A、B以为是对方故意找茬，又继续撕破脸开始打，C还没开始偷着乐呢，A、B知道是C干的，又开始黑C。
偶尔又会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当A企业因为产品质量被批评时，哪怕是媒体的正常质疑，A会转移视线，说这是对手别有用心，故意黑我们。
中国的互联网竞争，从比拼产品的主航道转移，开始比拼谁的道德底线低，谁的竞争手段更下作了。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曾感慨：“马克斯韦伯曾说，资本主义的初期‘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算盘’，而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圣经，两只手里都拿着算盘，除了算盘之外没有任何规定人的行为标准，能赚钱就好。资本主义变得既无伦理也无文化。”
黑公关让中国的商业变得没有伦理。这种愈演愈恶劣的行为似乎正在成为正常竞争的一部分。这个世界总会把掌声献给富翁和新贵，因此他们的发展路径和工具手段也就不恶劣了。就因这种想法，正在纵容企业家的小人行为。更糟糕的是，企业家们似乎也觉得这没什么问题。他们只求结果，手段的反道德，即故意组织黑文章去骚扰竞对反而成为他们的道德。到最后，便是害了企业，害了创业环境，害了本就很脆弱的公共舆论场，制造恐慌焦虑，抬高了社会的信任成本。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创业家们目前还在路上，又恰逢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既是主导经济的主角，又是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精神面貌的重要角色。作为企业家，他的身份以及他的企业伦理观念，与员工、社会息息相关。一个企业家的做事方式，将影响一批人的做事方式。
一群想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在做到产品的伟大，管理方法论的伟大之前，还应该有基本的道德自觉。话说回来，这都是小学老师教过的道理呀。
问：：冯超@商业人物（biz-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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