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网络骚扰是如何伤害新闻记者｜全媒派

当下，记者使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资源、抒发个人意见、与读者互动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但其遭遇网络骚扰的几率也同时变大。在国外，越来越多新闻记者表示，受到网络骚扰甚至已经成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这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到更加疲惫和焦虑，进而萌生出远离社交媒体甚至离开新闻行业的想法。

网络骚扰对于新闻记者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媒体研究机构关注的热门领域，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一些报告。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带来一篇汇编稿件，梳理国外新闻记者遭受网络骚扰的现状和相关的应对措施，为记者和新闻机构应对网络骚扰提供一些借鉴。

记者遭受的网络骚扰有哪些表现形式？

2021年，期刊Journalism Practice刊登一篇名为《“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问题”：新闻机构对于记者遭受网络骚扰的回应》的论文。研究者采访了31名美国新闻记者，他们都来自纸媒，并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活跃（每周至少更新一次）。受访者中包含17名男性和14名女性，平均大约有9年的记者工作经历，在目前所在的新闻机构至少工作了4年。

受访者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因为工作而使用社交媒体，例如推特、脸书、YouTube和TikTok，有的记者还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小号。这些记者称自己在社交媒体上频繁遭受来自新闻受众的网络骚扰，很多记者每周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些记者来说，这甚至是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并且这样的网络骚扰并不局限于某个社交媒体平台，它是跨平台传播的。

因为受访者在工作时最常用到推特和脸书，他们大多表示自己是在这两个地方遭遇网络骚扰的。他们也学会了要么忽略骚扰，要么把这当成工作的一部分。

研究者根据采访结果，总结出了以下三种类型的网络骚扰，分别是：突发骚扰、长期骚扰和升级型骚扰。

突发骚扰：来得快，去得快

受访的记者表示，这种突发骚扰通常是对事不对人。例如，有个负责报道当地政治集会的记者，能够预料到每次相关报道出来后，都有一些推特用户留下污言秽语。

这样的推特言论通常来自粉丝数量少的匿名账号，账号也很少是重复的。这表明这些账号可能是专门用于骚扰其他用户的机器账号。等过了一两天，这样的骚扰会减少。

突发骚扰最常发生在推特上，骚扰者会使用冒犯性的文字和表情符号，还会对记者本人、报道或者所在的新闻机构作出概括性评价。

虽然记者把这种骚扰当成家常便饭，但他们也担心这种骚扰会恶化。有记者表示，如果自己回复这些评论的话，对方可能进一步骚扰自己，自己的个人信息就会被人扒出来。

那如果记者不理会这些言论呢？有的骚扰者会觉得记者欠自己一个回复，进而继续骚扰。

长期骚扰：女记者深受其害

不同于来得快、去得快的突发骚扰，长期骚扰持续时间长，骚扰者会在某一段时间内，坚持骚扰自己针对的记者。

在采访中，比起男记者，女记者称自己遭遇的长期骚扰更多。一些女记者表示，自己遭遇的长期骚扰跟报道内容本身关系没那么大，反而是针对自己这个人的特性，如女性身份。在这种情况下，骚扰者的账号多显示为男性或者性别不明，他们出口成脏，会说出性暗示语言，有些还会发送性暗示明显的图片。

升级型骚扰：被骚扰的对象增多

当突发骚扰或长期骚扰恶化，骚扰便会出现升级。这种担忧最先是由受访的女记者提出来的。这种类型的骚扰会对记者的工作、生活乃至新闻机构构成直接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骚扰者会从以下几方面恐吓记者：

要向记者的编辑或当地官员举报记者；

要跟记者线下见面；

要伤害记者的家人和朋友；

要暴露记者的个人信息；

要“搞垮”记者所在的新闻机构。

有一名记者表示，曾经有个社交媒体用户跟着他，从推特骚扰到脸书，再到TikTok。这名记者明明已经尽量不在平台上向公众透露个人信息，但是那位骚扰者还是发现了记者的TikTok账号，还特意在推特上向记者发送自己的发现成果。最后记者被吓到关掉自己的TikTok账号。

哪类记者更容易遭遇网络骚扰？

2020年，Digital Journalism刊登了一篇名为《网络骚扰及其对记者-受众关系的影响》的论文。在世界各地记者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研究者对部分美国记者展开调查，他们分别来自纸媒、广播媒体和网络媒体。

其中，研究者希望得知更容易遭遇网络骚扰的记者有何特征，具体从记者性别、个人信息完整度和所在新闻机构规模这三方面展开调查。

女记者更容易成为网络骚扰的受害者

这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经历过网络骚扰。但总体来说，记者被骚扰的频率通常不高，特别是严重骚扰行为。

然而，女记者更容易成为网络骚扰的受害者，特别是年轻女性。她们在决定是否要回应以及如何回应骚扰行为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至于线下骚扰，女性也是更大的受害者。

总的来说，跟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遭遇网络骚扰，这一结论也跟此前一些研究结果相呼应。

2018年，一篇名为《“你必须要变得麻木不仁”：从跨文化角度看待网络骚扰对女记者的影响》刊登在期刊Journalism上。研究者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75名女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其中73人都表示自己遭遇过性别相关的网络骚扰，其中电视记者被骚扰的次数最多。

例如，一名美国广播记者提到，人们在她的脸书页面经常留下厌女言论，以至于她干脆屏蔽某些词语，如“性感”“火辣”“胸部”。另外，一位英国记者表示：“偶尔有人来留言，内容单纯是关于我的发色。因为我是金发，所以人们会留言说我不够聪明。”

在前面提到的那篇2021年发表的论文中，不止有一名女记者表示，当自己在跟社交媒体的新闻受众互动时，自己总是感到负面情绪。女记者最担心性骚扰以及针对自己亲朋的骚扰，因此对于那些还没有创建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的女记者来说，她们计划创建私人账号，跟自己的工作账号区分开来。

2021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全球范围内针对女记者的暴力行为，发表了名为《令人心寒的事实：针对女记者的网络暴力的全球趋势》报告。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名女记者参与调查，数据显示：将近四分之三的女记者（73%）曾遭遇过网络暴力，25%曾收到过死亡威胁。面对着持续进行的骚扰行为，38%的女记者选择削弱自己在网络上的存在感，甚至有2%选择放弃新闻职业。

个人信息的曝光会提高被骚扰风险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透露出的个人信息，如脸部和声音特征，可能会影响记者遭遇网络骚扰的几率以及具体的网络骚扰类型。早在2017年，一项针对成年人口的调查显示，一个人的外表特征是骚扰行为发展的基础之一。

相对于出镜等形式，署名展示的信息更少，对于记者来说更加安全。基于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广播媒体的记者比纸媒记者遭遇的骚扰更多。

这次的研究结果显示，当记者向公众展示的个人信息越多，那么他更有可能遭遇网络骚扰。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记者的曝光度增加，受众认为记者不符合其内心期望的风险也增加了。

不一定是大媒体的记者才会遭遇网络骚扰

根据之前的观念，小型新闻机构，通常是报道本地新闻的新闻机构，跟受众的关系密切，那里的记者倾向于把自己看成社区的一部分。这种亲密关系似乎能降低新闻记者被骚扰的可能性。而大型新闻机构的记者通常要面对更多且更复杂的受众，跟受众的关系相对疏远，因此记者更容易成为被骚扰对象。

然而，在这次研究中，记者所在的新闻机构规模与其遭遇网络骚扰的可能性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图片如何帮助遭遇网络骚扰的记者？

记者个人自救指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就记者如何应对网络骚扰专门提出建议，其中在心理建设方面的部分建议如下所示：

1. 少看社交媒体，做别的事情来分散个人注意力。

记者花在看消极留言的时间越少，状态就会越好。记者可以完全关闭软件的提示功能，尽量降低自己浏览社交媒体的频率。值得注意的是，记者最好不要在深夜浏览社交媒体的内容，因为人的情绪管理能力在疲惫时会被削弱。

2. 管好自己的地盘。

当记者发现自己的账号页面有不文明行为时，他们应该采取行动。他们有权删除冒犯性留言，并且跟推特、脸书、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反映网络骚扰的问题。

3. 向身边人求助，朋友和同事的认可能帮助记者远离消极的声音。

记者可以请他们当自己的倾听者，并请他们就此提出相关建议。一些记者发现，跟同事分享评论内容，能很好地驱散负面情绪。

在一些情况下，网络骚扰会演变为线下骚扰行为。如果记者感受到骚扰者有意图、能力和机会来线下骚扰自己，那么记者应该寻求专业咨询，学会采取措施来保护身体安全。

新闻机构应充当记者的后盾

长期以来，很多新闻机构几乎只是关注记者遭受的实际身体伤害，而忽略了记者遭受的无形网络攻击。如果新闻机构不努力改善现状，那么会有更多记者离开新闻行业。

在《“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问题”：新闻机构对于记者遭受网络骚扰的回应》一文中，受访的记者表示，当自己要向新闻机构汇报长期骚扰和升级型骚扰时，自己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不想被同事和领导贴上“过度敏感”的标签。

哪怕记者真的打算向新闻机构汇报骚扰事件，他们都不清楚首选对象是谁，不过他们还是会把编辑当成首选。他们的编辑会很严肃对待这种事情，然后向新闻机构的人力资源部或法务部汇报。记者说，编辑还会告诉他们新的进展，一起讨论如何避免和解决类似的骚扰事件。

然而，这样的努力主要还是停留在个人层面，哪怕涉及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有的记者会被告知，这些骚扰事件会发生，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但这是他们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新闻机构会给记者个人层面的解决方案，如忽略骚扰、多看积极评论、跟社交媒体反馈骚扰事件、跟遭受过骚扰的同事交流等。一些记者确实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学着忽略骚扰。他们自己还会采取一些积极或消极的应对措施，如跑步、压力性进食和借酒消愁。

但是当新闻机构给出的建议不够个性化时，这样的建议能发挥的作用不大。一个内向的记者说，人力资源部没考虑到她的性格特点，叫她参加当地的聚会小组。她对此感到沮丧，干脆不去聚会小组，决定多看流媒体节目。

总之，新闻机构准备好针对记者的心理健康服务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等到一场大火发生、一栋楼倒塌或者一个人死了之后才这样做”。新闻机构要让记者清楚自己应该向什么人求助，以获得预防和缓解骚扰事件的专业建议。正如一名记者所说的那样：“告诉我要跟谁说，或者要去哪里解决问题，这就够了。”

影视制作刻画女记者形象应更谨慎

多年以来，美国电影业都喜欢把镜头瞄准女记者，像电影《收播新闻》（1987）、《我爱麻烦》（1994）和《爆炸新闻》（2019）都有女记者的形象。

电影中的女记者，通常都是为了独家新闻而挤破脑袋、不择手段的人，哪怕是跟消息源发生性关系。例如，在电影《感谢你抽烟》（2005）中，由演员凯蒂·霍尔姆斯（Katie Holmes）饰演的女记者希瑟，毫不顾虑地使用个人魅力去勾引一个烟草业的代表。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助理教授弗兰克·瓦戴尔（Frank Waddell）就这种电影形象对普通人看待女记者有何影响展开研究。他认为，尽管情节是虚构的，但大银幕呈现出的不道德行为可能会对现实中的女记者造成伤害。

瓦戴尔教授发现，大多数参与调查的美国人都认为银幕形象是真的，因此对那些在媒体工作的女性有负面看法。他们倾向于认为，女性为了独家新闻，是愿意跟消息源发生性关系的，然而他们就不大认为男记者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种现象特别令人头疼，因为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接触记者。瓦戴尔教授对此表示：“我希望好莱坞在描绘新闻业时要做得更好。人们区别对待新闻业的女性，因为他们没意识到，电影的女记者形象跟现实生活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