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为“阳”了一片就否定解封

文 | 佘宗明

这些天，随着朋友圈里“人阳码翻”，舆论场内又出现了些微妙的变化。

最典型的，就是支持封控派与力挺放开派的声势消长。

之前因“新十条”出台而受挫的支持封控派，如今有抬头之势。解封后的现实图景，似乎让他们掰回了一局。

有些防疫爱好者此刻就春风满面：不是说放开能让人们恢复正常生活吗，这就是你们说的“正常生活”？

部分力挺放开派人士则产生了些许动摇。在他们的设想中，管控的“封印”解除后，人间烟火气就会立马回归。

可无论是很多城市街头人流锐减，商超客流稀少，还是某些行业到岗率偏低，复工进程受阻，都跟他们预期的景象不一样。

再加上缺医少药等问题，有的人对当初的“解封执念”有些后悔了。

在我看来，作为常识的延伸，有几点需要被重申：

1，“放开管控措施=大众快速流动=经济迅速回暖”的预期，是不切实际的。

2，解封的下一步不是躺平，而是“放开该放开的，保障该保障的”。

3，不要因为“阳”了一片就否定解封，否则最终只会是“自己反对自己”。

就算出现了无序局面，也该诉诸配套性措施的补位，而非管控手臂的越位。

01

解封之后，人们的生活就会迅速回到正轨，就像摁下“一键恢复”按钮，就能初始化电脑系统界面那样……这是许多人在解封之前的预期。

很显然，事情并没有沿着很多人预想的方向走。

因为“阳”了一片，很多行业复工情况受到明显影响，就连街头车水马龙景象都看不到了。

在北京，很多快递网点因快递员大面积感染而出现人力短缺，快件积压严重，日薪翻倍涨到400元仍难招到人；

在广州，有的餐饮商家因员工陆续“中招”而无法运转，刚恢复堂食又被迫停业。

就在今天，一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外卖骑手运力不足，北京海淀丰台倡议居民加入骑手行列。

没办法，阳性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这会儿走在某些城市的街头，进入眼帘的恐怕也是两个字——冷清。

而有些消息，也让人们看得焦心：

“买不到退烧药 留守老人求助外地子女”

“养老院院长自述：抢不到抗原药品、拨不通急救电话、缺乏医疗应急预案”

在朋友圈里，“求抗原”的信息不少。

这无疑给有些人的想象泼上了冷水：原以为，只需要解封，就能将疫情对生活生产的影响三下五除二地清零，让生活快速回到2019，现在看，这并不现实。

事实上，就“封控后遗症”而言，解封的确是药，但不是什么速效药。

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看，解封的确能提振市场信心，但伴随着感染峰值出现的，经常是过渡期内的生产节奏被打乱和消费低潮。特别是社会消费，恢复曲线不会像V型反弹那么陡峭，而会来得相对平滑。

而在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也很容易出现医疗和药物资源挤兑现象。

02

这些景象，给了支持封控派以口实：以往有了健康宝绿码和核酸阴性证明“护体”，大家还能出门，现在不查验这码那码了，出门的人反而少了……于是结论就出来了：防控优化还不如不优化。

顺着这番逻辑，他们还会将矛头对准“新十条”，认为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

乍看起来，这似乎不无道理：解封固然有助于人和物“流动性”的释放，问题是，随之而来的还有感染者数量快速增加，这会带来两种情形——

一是许多“阳”了的人会因为出现症状而不得不休息；

二是很多没“阳”的热会因为担心感染而减少活动面。

最终这又会影响社会性流动，给快递、餐饮等行业带来现实冲击。

听着挺在理，可这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解封有着两面性，A面是会消除封控伴生的社会抑制效应，B面是会加速感染高峰的到来，但B带来的瞬时冲击是短期性的，A激活的社会活力却是长期性的。

因为短期的负外部性而否定解封长期的积极价值，注定只是短视。

不可否认，解封也会间接影响复工复产，可这不是反对解封的理由。

对很多企业来说，同样是复工复产受影响，解封状态下的情形跟封控状态下的不是一回事。

在封控状态下，企业很难摆脱巨大的不确定性，它们会担心今天刚恢复运转、明天来个密接又得关门歇业，会担心这波封控刚结束、下一波又在路上。

而在解封状态下，企业会受到冲击，但会有相对稳定的预期——它们会知道，等扛过发烧这几天，员工就能返岗了，等感染峰值过去了，很多人也就会上街购物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会将解封后的感染高峰期情况跟之前封控时的非严控模式进行比较，由此认定解封带来的阵痛比封控带来的疼痛更为强烈。

这明显有失偏颇。正如朋友守一说的，更应该跟企业因员工大面积阳性而暂时没法开工作比照的，是企业在过度防疫之下的被一刀切叫停生产。

企业避开感染峰值的生产或消费“暂停”，确实难扛，但扛过去了，就是雨后天晴。

可当降雨的权限就握在卖伞的人手中，而扩大化封控又总是没有定数，那企业会更难扛——因为“雨”可能下个没完。

这是两种痛：一种是短痛，另一种则是长痛，且是突如其来的痛。

都是痛，长痛不如短痛。

03

很多支持封控者有着某种错觉：我们还有得选，解封属于可选可不选的选项。

可实际情况是，不是我们要不要解封，而是各种条件倒逼下已不得不解封。

奥密克戎的传播力不允许不解封。

得看到，疫情扩散就像汛期洪水猛涨，封控无异于用物理手段围堵洪水，解封则相当于开闸泄洪。

眼下的情形是，水位上升速度越来越快，靠堵已经很难堵住了。这时候，泄洪就成了不二办法，尽管开闸后会出现洪峰，但能避免堤堰溃塌的风险。

如果因为洪峰的出现就认为不该泄洪，那未免天真了些：洪峰迟早会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R0值，几乎前所未见。

曾光就说，造成疫情来势汹汹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把原因都归结于“放开”。

而新冠感染者数量，也不该是评估防疫效果的最重要指标。

经济发展的形势不允许不解封。

从社会经济角度讲，解封就是在重新打通国民经济血液、经络等环节的堵塞。

在堵塞已经带来一堆弊害的背景下，打通经脉的循环，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揆诸现实，即便是财政实力相对雄厚的广州，在静默后也面临财政承压的局面。

人们的心理承受阈值不允许不解封。

封控终究是非常措施，解封才是常态化景象，虽然人们在特殊时期为封控让渡了出行自由和经济收入等权益，但终究要回到正常化的生活中来。

封控之下，许多人出现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这类代价不能不考量。

从“第九版”到“二十条”再到“新十条”，疫情防控措施为什么要不断优化？

它的考量因素中，该包括民众的承受能力。

解封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还是一个跟权利相关的社会议题。

人们的生活调色盘里，不该只剩下“防疫”一种单色系，而应有更多鲜亮色彩。

04

说这些，倒不是说，解封给社会的生活生产秩序带来的瞬时冲击不能减缓。

不少人质疑的不是解封，而是解封却没同步做好很多准备工作。这类顾虑，当被正视。

正如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说的，认真对待防疫转型，不能过度“退位”和“失位”。

退位和失位，用更常见的防疫语汇说，就是躺平。

在他看来，防疫模式改变有可能减少在过去持续耗费的某些成本，但也会带来新的成本，这就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风险抵换”。

怎么应对新的风险？不是要重新拾起封控措施，不是要让“父爱主义”归位，而是要补上公共服务短板，织牢保障网络。

打开泄洪渠是对的，但同时也要配备救生圈，避免群众的溺水风险。

某种程度上，这是要求有关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是因为解封不是疫情终章，兜底责任不能掉线；有所不为，是避免那只手伸得过长。

人们不需要全权包办，但需要基础保障。

前者对应的是权力的行使边界，后者对应的是权力的责任半径。不能越位，也不能失位。

这里的保障，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医卫资源上的保障。要保障防疫基本物资（抗原、药物等）的末端供应，要利用分级诊疗服务网络的分流作用将宝贵资源更多地留给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要做好医疗应急预案。

如今，很多人一发烧就打120、就往医院跑，除了“新冠恐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手头没药，这加剧了挤兑风险。

这时候，从供给侧和配送端发力，努力缓解急转弯之下的药物紧张，让人们免于“药遥无期”和“孤立无原”的状态，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将药物（可考虑引入新冠特效药）重点向老年人群体有基础疾病者发放，也宜提上日程。

就在今天，有两则相关的新闻：

官方做出部署，对新冠重点人群进行摸底

北京海淀区为60岁以上独居老人发放健康礼包

说到底，有些该做的工作终归得做。

被某些人视作躺平典型的香港，在分级诊疗和老年人保障上就做了大量工作。

二是复工复产上的保障。针对很多企业复工受阻的情况，可以制定“一企一策”的对接服务方案，因需送上量身定制的“服务包”；针对消费恢复期偏长的问题，可以考虑出台更有力的促进消费措施。

北京有些区就在着手帮企业解决防疫药品缺乏、资金短缺、人员招聘困难等生产经营问题了。

当下企业们需要共克时艰，就算时艰的时也是暂时的时，必要的纾困也不可或缺——不能让很多企业好不容易扛过了这3年，却撑不过感染高潮来袭的过渡期。

05

不要因为“阳”了一片就否定解封。

该做的，不是否定解封，而是做到该做的保障。

因感染高峰而来的阵痛，的确没法用宏大叙事里的“代价论”去抹杀。

“挨过冬季”的寒意，不该被漠视和无视，而应被更多暖意对冲。

但也请你相信，春天终会来到。

至少1个多月后，我们可以久违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