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要跑了……吗？

文 | 佘宗明

“富士康加速撤离”

“再见了，富士康！”

……

连日来，随着“富士康印度大扩张”的消息传出，“××要跑了”的传言缠上了富士康，并激起了舆论对“润字诀”的敏感。在网上，类似标题不少见。

那，富士康真的要跑了吗？

只能说，“风之至矣，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

在“风起兮”后，很多人在四处捕捉“木已动”的迹象。

富士康的新动向，刚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可在慢全球化时代叠合大拆解时代的背景下，这注定是个“一事各表”的话题。

怎么表述，投射着“世事如舟挂短篷，或移西岸或移东”多变时势下的幽微人心。

01

说富士康要跑的，多是拿富士康将在印度新增投资说事。

但这事也不无波折。

事情脉络大致是：

2月27日至3月4日，郭台铭接班人、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现任董事长刘扬伟开启了印度之行。

在此期间，不少国内外媒体都报道，刘扬伟敲定了跟印度的新投资项目——富士康计划在印度信息科技重镇卡纳塔克邦投资7亿美元，兴建新工厂。

印方官员透露，富士康计划采取几大动作：

1，扩旧厂：扩建临近钦奈的工厂，目标是在2024年实现年产2000万部手机。

2，建新厂：在被誉为“印度硅谷”的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市等地新建代工厂，用来生产iPhone等电子设备。

3，搞芯片：在印度建设碳化硅加工厂和芯片封装设施，用于发展半导体事业。

公开报道显示，刘扬伟在和印度总理莫迪、印度电子信息化部部长会谈时，还讨论了印度政府希望在2026年打造3000亿美元电子制造和半导体产值的目标。

▲刘扬伟开启印度之行时，受到莫迪接见。

又是“印度史上最大的电子行业投资协议”，又是发展芯片产业……龙象的悲欢并不相通。

耐人寻味的是，在印度一方正亢奋的时候，富士康泼了瓢冷水。

上周六，富士康方面专门发了个声明，称并未与印方达成有约束力的最终协议，说之前有所误传。

这副姿态就像是：印度说“我说过牵了手就算是约定”，结果富士康说“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问题来了：富士康是在试探吗？是，但试探的下一步未必是拒绝。

3月6日，与卡纳塔克邦相邻的特伦甘纳邦首席部长办公室发布新闻稿称，刘扬伟在致函中赞扬了当地“友好的工业发展生态系统”，确认鸿海将在该邦建立电子制造工厂，并寻求支持以使新工厂尽快投产。

同日彭博社报道，刘扬伟在致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的信中，确认了其在该邦建立新工厂的意向，但没有保证将建造一座工厂，也没有提到投资金额。

板上尚未钉钉，但“牵手”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事了。

02

此消彼长，彼长此消，循此逻辑，“富士康要跑了”的结论呼之已出。

但时至今日，富士康官方并没有官宣要转移产线，似乎也不认所谓的“撤离论”。

要知道，刘扬伟在去印度前，先来到了郑州。

自2月21日起，他对富士康郑州园区展开了为期4天的巡厂视察——这是他任鸿海董事长以来首次造访这处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

他在跟河南省、郑州市党政一把手见面时，明确表示，在鸿海集团3+3的转型升级策略中，河南都具有极大的发展优势，会在河南持续投入、长足发展。

稳住在大陆的供应链，被认为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

在2月27日，鸿海还代子公司发布公告，称已花1.97亿元人民币取得郑州综合保税区约19.5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将用以建设智能仓储。

在多方解读中，这被视作用行动打脸“富士康撤离郑州”传言。

这些天，网上传出富士康深圳厂区已通知劳务中介准备清退临时工、鼓励正式工请假、拆除流水线设备，称产线要转移到印度去。

3月8日，富士康相关负责人对财联社回应称，这是不实消息，目前深圳园区运转正常。

言语之间，就差直接将枪口对准“提桶跑路”一说了。

富士康这波操作，让许多人有些看不懂：这到底是要转移，还是不转移？

这关联的核心问题是：富士康的印度工厂，到底是产业链转移（存量腾挪），还是产能扩充（增量突破）？

若是前者，那它就是郑州工厂的平替；若是后者，那它只是郑州工厂的补充。

着眼现实看，在短期和长期，答案未必会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在用供应链“去单点化”去规避不可控风险。

“去单点化”，不等于“去中国化”，也不等于各个点都均衡——至少目前是这样。

03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国内舆论场中，流行着二元叙事，它会将“外企东南飞”分置在“正常的产业转移”与“非正常的产业流失”两种逻辑框架下。

一方会说“稳住，别慌”，顺带着重申起中国供应链的韧性。

一方则会对着“产业链集体外迁”的景象，探寻起市场规律之外的非市场成因。

两方的叙事动因并不一致：

前者总想给社会各方吃下定心丸，将当前情形跟日韩制造业转移过程类比。

有产业观察家就说，产业链中的链不是Chain（锁链），而是Catenary（悬链）。

从Chain的概念理解，产业链外迁是被更具竞争优势的邻居抢走，中国在零和博弈中成失意者；但从Catenary角度理解，在中国重构更具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和更稳定的实业投资过程中，部分低端制造业和高熵值资本因成本因素流出，是正常情形。

后者总想在现实生态审思中启人深思，它往往连着对复杂政治环境的审视、对民粹舆论环境的反思、对更优营商环境的期冀。

当下舆论场中涌向资本与外企的情绪洪流，通常会进入反思射程。

两种叙事，哪个有道理？其实都有道理，事实是，当下的产业链迁移，经常是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

一方面，中国供应链有强大韧性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物流、关税、市场、劳动力质量、基础设施等，都是没法说取代就立马取代的。

旧金山供应链公司Fictiv的CEO达夫·埃文斯曾说过，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有这样的基础设施能够每天制造60万支手机。马斯克大概深以为然。

所以，这两年，在现实因素考量下，许多跨国企业的产业链转移，仍在“中国+1（China Plus One）”的范畴内，“1”并非主要生产地，而是中国之外的补充。

毕竟，本土自主研发企业形成的零部件供应网络+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等，仍是中国制造的壁垒。

另一方面，中国供应链韧性眼下正受到内外复杂形势的空前冲击，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是所有的外企流出，都是“China Plus One”，也有的确实是“De-Sinicization（去中国化）”——这才是舆论常说的“润”。

耐克将产线迁至越南；东芝关闭了在中国24个城市的33家工厂与研发机构，将研发机构与精密零组件生产搬回日本，组装业务等全部转往越南……都是例子。

富士康是哪种？毫无疑问，在现阶段，它奉行的仍是“中国+1”战略。

对富士康来说，在其当前的供应链分布局中，郑州依旧是大本营式存在。

04

说富士康要跑了，确实该审慎，最起码得加上限定词或加个引号。

前不久，政治学学者施展教授在《中国经济的冰火两重天》里指出，网上流传的很多关于中国外贸困境的文章，如简单渲染“2022上半年东盟出口上涨多少，2022下半年中国出口下降多少”的，是落入了将数据剥离于参照系的误区。

他结合数据分析，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1，与中国同态竞争的国家，目前还看不出有能力替代中国的，否则无法解释2022年各国的顺差数据变化。

注：2022年中国外贸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8769亿美元，远高于2021年的4628亿、2020年的3586亿，是全球第二大顺差国德国的10倍多。

在他看来，供应链的转移不像资本的转移那样，可以迅速完成，它需要相当长的周期，若干年内，转移仍然不是个实际的问题。

2，在异态互补的意义上，未来值得忧虑。

异态互补不是印度（或越南）制造对中国制造，而是消费国需求对生产国供给的支撑。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生产国。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加息将全球消费热度打下来，这样一来，中国商品的“外循环”之路会碰上需求不旺的壁。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最大的忧患，不是供应链外迁，而是全球消费需求萎缩。

某些研究机构的说法，俨然印证了他说的前半段。

如《经济学人》智库全球贸易主管Nick Marro就曾表示，供应链多元化问题相当复杂，大家总是在谈论它，但人们最后往往会发现供应链迁移很难实现。

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估计，将苹果10%的产能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可能需要8年时间——注意了，这还只是10%。

▲2016年时果链企业的全球分布图。

时下中国外贸遭遇的困境，则印证了他说的后半段。

前些天有消息称春节期间外贸订单下降了40%，这跟官宣的“外贸平稳开局”无疑不在一个平面。但外需走弱，的确是现实。

商务部方面就表示，“进入2023年，全球经贸形势变得极其严峻，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从去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已经转变为当前的外需走弱、订单下降。”

也就是说，比起“××跑了”，中国制造更真切也更紧迫的忧虑点，是“外需弱了”。

05

但这不意味着，供应链外迁的风险可以“视同空气阻力，忽略不计”。

认为有了供应链韧性人家就不会“跑”，是全球化时代的成本最优逻辑。

可现在是慢全球化时代，也是大拆解时代。

慢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放缓甚至回撤——《经济学人》之前就撰文称，“全球化已失去势头”，世界进入“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阶段。

大拆解，说的是全球化原有的底层相互依赖信赖基础正遭到拆除——按社会学家孙立平的定义，大拆解的主脉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与价值观。

美国此前推动的“制造业回流”与现在强调的“供应链弹性”，都是其典型注脚。

这两年，拜登政府确实在有意淡化“脱钩论”。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之前曾表示，美中两国需要实现“再挂钩”和“持久共存”。但这并不是说美方要改变对华供应链依赖的战略意图，只是说它调整了产业回流的既有目标。

其对应的策略可以归结为两点：

1，用“友岸（政治盟友）”和“近岸（地理、语言相近的邻近地区）”外包，渐进式推动美国伙伴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以替代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国制造”；

2，用直接遏制等方式，快速推动对中国战略性产业链的“断供”，遏制中国创新赶超的势头。

一如国际关系学者马雪概括的：美国在供应链中技术含量较低、商品化程度较高、偏重成本导向性的领域并不寻求对华切断联系，而在技术水平更高、易生网络安全等风险领域转向“可信供应商”。

也源于此，2022年，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从中国变为了欧盟，中国成为其第四大贸易对象。

这是地缘政治的大陆架冲撞下的现实。

而这，只是不确定性的一种。

在此背景下，评估供应链外迁风险，显然不能只着眼于成本逻辑了。

要是看综合成本，苹果没理由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跨国公司坟场”印度——尤其是在IBM、通用、谷歌、福特、华为、小米们接连碰了一鼻子灰后。

出现“50%良品率”“劳动骚乱”等乱象和面临政策多变问题的印度，哪有出现缺人危机后可以发起“富士康保卫战”、让基层干部进厂支援的河南香？

更别提，印度的组件自给率跟中国没法比——印度产的iPhone中，仅有约15%的关键器件和物料可以在当地完成采购。

可苹果还是去了。印度商务部长今年1月曝出，苹果公司计划将苹果在印度生产的iPhone份额从5%提升至25%。

库克为什么“吟鞭东指即India”？原因他之前已经给出了：外移产业链分散风险。

06

毫无疑问，我们得留住许多供应链——就算产业跨国转移是经济全球化常见趋势，也要尽可能减少“非经济全球化因素”带来的产业转移。

为了供应链韧性的发展议题，也为了保就业的民生议题。

这就需要，我们跳出“富士康会不会跑了”之争的层面，尽力去留住富士康，做大跟富士康们互信与依赖的底盘。

怎么去留住？

这当然是个宏大命题，涵括了很多个方面。

但落在舆论界面上的底线要求很简单，那就是：

不极端，不民粹，不排斥，要积极正视每个市场主体的价值——包括外资外企的。

富士康若有不足，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说具体问题，但不要动辄扣“血汗工厂”的帽子，或嚷着“少个代工厂，有什么大不了”。

现实些讲，就凭那几十万的就业容量，我们都不该去看低它的价值。